摄影师，与故事共生
文字/任悦从严格意义上讲，此书并非是一本摄影书。因为关于摄影本身，这些“著名”摄影师，都没什么好讲的。但谢天谢地，刘旭阳似乎也从未想过要和他们谈摄影，这种一拍即合，让谈话回到了事实本身。也许有人会惊呼，在各种摄影大奖的光环之下，他们怎会没有任何秘诀，但名列这里的诸位摄影师，根本不会纠结手中工具，绝不口口声声死忠摄影，而是奉行一种行动主义的精神，去拍，他们的摄影哲学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
我能理解旭阳请我来写这篇序的意思，因为显然，这些人都是我的“熟人”。
我是泽德·纳尔逊的粉丝，十几年前，我读研究生，我的导师肖绪珊把一叠《时代》周刊的撕页交给我，上面刊载的就是纳尔逊的《枪支的国度》。曾有一度，我将之看成一种新形态的摄影报道，但十几年过去了，作为我新闻摄影课堂上的经典案例，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却依然还是那么“新”。这让我开始反思当初所做的判断。纳尔逊在他的报道里将影室肖像和现场报道融合，这看起来新奇，但完全出于讲述一个有着复杂线索的故事的需要。到今天，美国枪支问题依然是个问题，这才是让这组报道没有过时的原因。从刘旭阳的访谈中，我得知，这位先生当年遭到枪支支持者的威胁，讲演中曾遇到规模不小的抗议示威，关于枪支这个事儿，他一路谈下去，仿佛自己是个反枪支专家而非摄影师。
“请忘记我的摄影师身份”，这是不少摄影师在访谈中的潜台词。彼得·范·阿格塔梅尔说他不愿提及在战场上的危险经历，“因为战争从来都是危险的，讲述冒险故事虽然吸引人，但同样容易让人忘记战争的本质是多么不堪。” 2009 年，我在马格南纽约办公室实习，曾和这位摄影师有着一面之缘，我们并未交谈，他给我的感觉是，普通得看不出是一个摄影师。
2014年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年度照片的获奖者约翰·斯坦梅耶尔，针对他获奖照片的批评有这样的反馈：“有人觉得像创意照片？那我只能说，那些人闲着无事想多了。”看到这句话，我乐了，因为我也是那“闲人”中的一员。
这本书里的好几位，都被我“批评”过，保罗·汉森，乔蒂·比伯，萨缪尔·阿兰达，他们都曾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年度照片奖，我则年年都对这些大奖照片颇有微词。但正如斯坦梅耶尔会抛开这些谈话，继续谈论自己所关心的社会现实，我们在本质上是在做一件事——将观众的视线引到故事本身。
我从不否认这些摄影师理应受到嘉奖，但他们的努力根本不可能用一张照片呈现。我要反对的是把他们以及他们的照片变成装饰用的花瓶。有位先生批评当下的新闻摄影弥漫着一种“Sel e”的自恋风气，照片越拍越精美，但一眼看到的却只有作者而非内容。
作者究竟应该站在哪里？在我看来，想要成就一部有质感的报道和纪实摄影作品，作者应该与故事共生，这多少也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气质，仿佛选择了置身一条河流，随后你要做的就是顺势而动。报道摄影师和他们的故事生活在一起，他们是信使，带来另外一段人生，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和故事一同悲喜，故事抹平我们头脑中的刻板印象。
合上这本书，我却有一点点忧伤，因为这样的信使已成为濒危动物。这也是本书访谈者斯坦利·格林早在2004 年的感慨：“新闻摄影记者正在濒临灭绝，因为照片被看作是商品或者科技产品，摄影师作品的内在含义却被忽视了。媒体和图片社都很重视新闻摄影的技术性，编辑们似乎更青睐那些即时的图片而不是需要花费时间才能拍到的照片。”
当下，速食以及Eye Candy 已成了我们大多数人的需求，又有谁会愿意去倾听这些沉重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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