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一个出版商拿到了一年轻人的手稿，此人名韩寒，刚从校园里逃出来。这会儿他写该小说《三重门》已超一年，坐在教室最后写啊写，考试红灯越挂越多。故事乃是关于一个在老娘递上补脑丸时从漫漫题海里挣脱出来的中国高中生。另一出版商感到写得太阴沉，不符时代精神，已拒稿。不过该书首印3万册3天内便被一抢而空，再3万册也如此。 比之其他关于青少年困境小说，此书还算温和，对中国却已是惊雷：痛讽教育与权威体系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作者居然是枚屌丝。于是央视立马就想干死此妄徒，便搞了档一小时对话，不过节目中韩寒——凭其不羁魅力还有那刘海常甩到左眼的偶像男孩头——表现还能再强悍点吗。那俩穿尼布西装的教育家狂批韩寒的“叛逆”“或尔引社会不安定”之时，韩寒微笑打断：“听着比我还没阅历啊”。于是他瞬间出名。中国媒体称“韩寒热”。

《三重门》大卖超200万册，窜上此前20年中国最畅销书榜最前端。而后韩寒又出了四部小说和数本文集，讲的全是他的三大核心：大孩子，女孩子和车子。尽管他今天的出版人路金波说这些都不算高雅文学，及“他的小说有头无尾”，却挡不住这些书依然疯卖。

6年前韩寒开始写博，注意力渐转至中国最伤痛处：打工仔、环境污染还有贫富差距。网络韩寒甚至比纸质韩寒更成功，2008年的时候他超过某影星，正式成为中国最著名博客写手。此后有超5亿人次造访其博客。

一周有一两次韩寒会离开上海，开车下乡，回到他之前成长的、现为祖父母所居的农村老家。我们在下班的车流中前行时韩寒说“自我写作赚钱后就买跑车开始玩车了”。我们坐一辆宽敞的“通用”带色玻璃商务车，开车的是韩寒的领航孙强。韩寒今年29，身高1.72，体重不到60公斤，有韩国肥皂剧明星的柔美表情，厚重的刘海下闪烁着一双青眸。通常穿灰白色牛仔裤套装，符合中国大众审美。真诚，话不多，亲善的微笑掩过了其犀利评论。

在中国韩寒拥有一个重要却无法揣摩的位置。有时他是最直接声音。然而韩寒也可有意隐晦。韩寒曾在网上写了俩引号，中间啥都木有。就这么个博文被点击150万次，获评2万8千条。

他的批判将自己总置于网上民族主义水军的炮火下。近两年前有网站把他列入“西奴”名单。此前韩寒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看似紧绷实则松弛，而在北非和中东之乱开始后，伟光正就发动了数年以来对抗言论自由的最激烈搜捕。

差不多十年来韩寒一直还同时搞着赛车手职业，且在赛道上代表大众、以及在拉力赛上代表斯巴鲁车队获非凡战绩。一个充斥着赞助活动和夺冠酒雨的世界和作家生活绝对是迥异的。韩寒的读者对赛车并不感冒，而他双重身份却让其达成了独一无二的知名状态：又上风尚杂志，言论又被不同网站研究分析。而且有时候粉丝们坐等韩寒说话：当年韩寒在中国版推特上试探性“喂”了一下，75万粉丝纷涌而至，到今天还在等待韩少再发声。最近他在电视采访中说：“你要懂中文，你就知道我是谁。”这牛逼吹得听着不靠谱，实则不然。

也许韩寒是唯一能拉到赞助的批评者，比如叫凡客的品牌。韩寒还与瑞士奢侈品牌宇舶表一起慈善拍卖了一只表，上面有他签名并且写着“为了自由”。

靠近韩寒的老家亭林镇时，道路越来越窄，直到我们停到了一座只比车子没宽几公分的桥跟前，孙强犹豫了。韩寒把脑袋探到前座并用阴沉的声音说：“这桥就是对你技术的检验”，等我们过了以后，韩寒又说，“有几次也出了问题”。

田间雾气缭绕，我们来到一幢砖砌两层小楼前。韩寒的爷爷奶奶——个子不高，穿着厚棉衣——出来迎接。一只金毛犬高兴得好似抓了狂。穿过客堂到了一个小院，在那韩寒歪笑着要我跨过一道窗户，这样才能进他的房间。韩寒说：“设计上有个小失误，门忘开了。”在里面我们又发现一个少年乐园，墙上靠一辆拆开的雅马哈摩托，对面挂一面巨大的平面显示屏。另一面巨大的屏幕则连着方向盘和油门。房中间摆一张台球桌，我俩也玩了一局。一时间韩寒表现出少见的全神贯注，他把手机的屏幕朝下放在桌上，管它狂震还是响铃。我的首次失误后，韩寒一杆清台。

韩寒老家的变化对其中国视角影响显著。在文字及会话中他常提到个体目标和政府规划之间的关系。韩寒解释为何他爷爷奶奶的众多邻居为一份小小的补偿款就放弃自己的土地、并搬到城里去住时说：“就算房子只有8平米，也要削尖了脑袋往城里钻。然后政府拆他们楼卖给工厂；或者盖小区，住上别人。”

寒冷中漫步时，我感到韩寒作为成长于中国经济最成功时期的一代的样板，其批判有时听上去有些罕见。他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掩盖了分配问题：“由于比赛我们在全国各地跑，因为要在碎石路上赛车，而这样的道路通常在那些贫困的小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对文学、艺术、电影或者自由民主之类的没啥兴趣，他们要的只有一样：正义。而他们在周边所见，大凡是不公平的。”

在韩寒写东西日子，他睡到中午才开始写作。独自一人聚精会神，直到东方破晓。他的太太是金丽华，是在学校里认识的。丽华很潮很谨慎，扮演韩寒助手和看顾人的角色。“韩寒太轻信，很傻很天真。”她说：“他老被人骗，比如出版人，亏了好多钱。”去年他们喜得千金，被花边小报热炒，好似皇室后代降世。

老早前韩寒就说他的叛逆形象是一种不实的刻板印象。当时他对一个记者说：“我要真叛逆就不会开奥迪或宝马。”现实也是如此，若不是正在赛车，这个所谓叛逆者是很平和的：不抽烟、少喝酒，对泡夜店也没兴趣。

韩寒差不多是条件反射一般地被当成了中国青少年的象征，这倒也不全是奉承。他是耄挂了之后的第一代，也是实行一胎化之后的第一代。无论是讨论价值取向还是民族特征，一胎化都是一种参考基点，就好比我们西方的战后婴儿潮一代。那是在社会转型期间成长的一代，与其父母那辈人完全异化。导致了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看——要么自我批判，要么自恋。

韩寒的父母是公务员，母亲是干社保的，父亲本来也舞文弄墨写小说，结果却去了一家地方党报。自从他们的儿子跟权力阶层叫上劲之后，他们公务员身份就变得复杂。韩寒说可以养他们，于是他们就提早退休了。

韩寒是个不安分的孩子，喜欢在外面玩。但是他爹在书架下面放最好的书，让儿子早早就可以自己拿到，而政论类的放在最上面。“通常我会跟人说我从不读书，当然这是扯淡。”韩寒说：“不过我跟其他的车手也会说我从不练车。”他的中国文学课程和学校的政治课表有冲突。“我不信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可以热爱xxx。这是互相排斥的，且不论丫干了多少坏事，让多少人饿死。有一点是明摆着的：此人跟所有的作家为敌。”

在学校的韩寒就时尔进行文学创作了，不过16岁那年，他参加了一次征文比赛。虽然不是第一次，不过此前所有比赛却叫人大失所望：“题目都是比如写好人好事啦，牵一个老太太过马路或者交回捡到的钱包之类的，而实际上人们一般直接揣自个儿兜里。”不过这次比赛好像有所不同，一个评委把一张白纸放到一个空玻璃杯里落下，就算是题目了。“我写的东西差不多是根据这张下沉的白纸讲述人的一生。”韩寒说：“不过全是瞎掰。”他最后获得了第一名。在其粉丝中这篇文章现在还在流传。

同一年他考试红灯高挂于是留级了。几乎又读不下去之时，他离开了学校绝望地推销自己的创作稿。正如他自己所言“为了证明自己”。“我告诉老师和同学，本人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可以写书赚钱。大家都说我神经病。”然而此后“韩寒热”开始了，不久后他的收入就超过了父母，不过他却觉得乏味。所有同龄人都在学校里念书，他却把大把时间泡在一家卡丁车中心——“那是唯一一个没有小姐和赌钱，却能让人找点乐子的地方。”不知啥时候韩寒搞到了一个赛位，2007年他赢得中国循环赛道冠军赛第一名并被升为职业车手。与鄙人交谈过的韩寒所有的车手朋友里没人对他当作家的第二饭碗有任何兴趣。他的领航孙强则说：“我还是宁愿知道得少点儿。”

韩寒曾经搬到京城并在那儿呆了四年，开开赛车，写了几本书。不过却没有一本可以再现首部小说的辉煌。实际上写书并不能让韩寒感到很爽，不过是为了养活赛车事业而已。“抛开为了读者的因素不谈，若是我开烂一部车，那就表示我又得出本书了。”

2005年，在韩寒首部作品出来5年之后，他再次囊中羞涩，和出版社在版税以及盗版书方面还闹了意见，然后他结识了路金波。他只比韩寒大7岁，当时是出版业新手，充满事业追求。他首先给韩寒提了个诚挚建议：“他作为问题少年的形象已经被消费得差不多了，大伙儿对他已经没啥新鲜感。”路金波在旗下另一作家的朗诵会之后与鄙人在一家书店咖啡吧里碰头喝啤酒，他立刻陷入一种个人独白，表现出对韩寒的聪慧的折服：“他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文化偶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半宗教领袖。说带有宗教性质是因为人们喜欢韩寒并不需要特别的原因。”

路金波在受访一家中国青年杂志时说“我曾希望他成为一个批评家或者思想家啥的，不过要带着好男孩的阳光形象。”第一本书的封面颜色从黑转白，然后路金波敦促韩寒延续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热情。韩寒在2006年的时候出了张唱片专辑《韩寒·十八禁》，歌词却相当可笑（快活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快活）。今天路金波却死不承认这个新点子是他的主意。“韩寒只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比方说他懒得要死，老迟到，但却死不悔改。

在被要求对韩寒现象做一个总结时路金波说，首先是他不可多得的天赋让他从其他的大众偶像当中脱颖而出。“我们的文化让咱作为中国人总会口是心非。当我说‘明天过来一起吃饭吧’的时候，其实我一点都不想你过来。当对方说‘谢谢啊，我已经有安排了’，实际上他屁安排都没有。在我们这不管是当官的在台面上还是老百姓在私底下，人们就是这样说话的。不过韩寒是个异类，他不顾他人的感受，想什么就说什么，或者啥也不说。”

当韩寒刚开始写博客时还是把网络当成了战场。一个文学评论人刚写了一篇贬低年轻作家的文章，韩寒就写了一篇《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作为回复。他的首批支持者之一，文化记者解玺璋倒戈说“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我绝对大嘴巴扇他。”（结果这个记者的博客被谩骂言论淹没）。韩寒说：“当时我着迷于这种新的讨论方式，后来我发觉这种争论没有意义可言，很多跟你争吵的人其实和你有相同的敌人。”

其实真正唤醒韩寒的是另外一件事情。2008年在俄国的一次车赛，韩寒的好友徐浪要把他的车推出泥浆的时候，被拖车钩子撞到了脸上，当场死亡。韩寒被此事彻底击垮，这次事故让韩寒反思人间正义的问题：“好人死去，坏人却活得逍遥长命。徐浪死后我想有意识地活着，做一个好人，惩戒坏人。”他还说，“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更好的中国，我们不能坐着干等。”

在博客上他开始嘲讽官场的自大作风并且发问，他影射了高官花大钱包二奶的传言；（“有人花一百块嫖娼是低俗，有人用一百万去玩艺人就是高雅”）。

韩寒是“擦边球”大师，这个概念是从乒乓球来的，意思是把球尽可能地往球台边缘打，正好还能落在桌上。但是近十年以来，桌子已经变大了。2007年末博客数量比年初翻了一番，尽管是冒着坐牢的风险写东西，他们所积聚的能量却不可忽视。当2009年当政府宣布所有新购的电脑都要装上一种叫绿坝的过滤软件的时候，用户们不高兴了。他们说这软件的黄色内容过滤功能做得弱爆了。电脑销售商也非常反抗，最终政府妥协了，绿坝行动或者如韩寒所说的“住家警察”最终流产。

韩寒关注中国的日常问题，抱怨上海把纳税人的钱花在购买新的道路指示牌，或者在一场高楼大火之后动情地评论：一个遍地摩天大楼的都市竟然只有“只能够到六、七层楼高的水枪”。他一次又一次揭露天朝创造的皇帝新装，比如说他呼吁打工屌丝们，如果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起他老板劳斯莱斯汽车里的一根螺丝，就别傻呵呵地跟着新闻标题里的繁荣一起瞎欢呼。

很多原来认为韩寒不过是狂妄之徒的人也逐渐成了他的读者。李海鹏是一个颇受欢迎的专栏写手和作家，他对我说，韩寒已经建立了一个渠道，可以让自己的声音到达优质的受众。“我的朋友们包括我都觉得承认韩寒影响到了我们并不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但是他确实影响了我们。”2008年韩寒获得了一个公民责任奖，其中一个评委对我说，在韩寒身上他看到了一个现代公民的典范。2010年时代杂志首次把韩寒评选为世界上10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评选由网上投票决定，而他的粉丝们组织了一次巨大的投票运动。对此韩寒在自己的博客上说：“也许我的文字可以让他们感觉解气，但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用？更别说“影响力”了，不过是个幻觉，在天朝只有手中有权的人有影响力。他们可以翻云覆雨，可以让你活让你死，或让你半死不活。这些才算得上影响力，我们不过是这个舞台上的配角，他们却掌控整个剧场。他们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谢幕，关灯，关门，放狗。”

2009年韩寒透露在策划一本会比任何同类更加“奔放和自由”的杂志，希望可以叫《文学复兴》，不过有关部门对此很不爽（韩寒说复兴一词让他们担忧），而且韩寒自己不久也觉得这个名字太浮夸，最终决定叫《独唱团》。

他招揽了一个编辑团队，租了一个桃色摩天楼中三个房间的房子，大部分都是韩寒自掏腰包。当2010年7月《独唱团》第一期出版的时候内容折中，相对于韩寒的博客来说已经很温顺了：128页的杂文，短故事，照片，漫画。一个盲人音乐家叙述自己坐火车出行的故事，一个六岁的孩子写的四行诗歌。最聪明的一篇是“所有人问所有人”，是关于人们在中国如何获取信息的“闹剧”，读者提出问题，问老公，问相关政府机构，编辑部则记录他们如何取得问题答案的荒唐而曲折的过程。

《独唱团》出来10个小时之后，就在中国亚马逊网站上排到销量第一位。书店为它设立了专用收银台以便疏导客流。三天之后媒体不再报道这个现象。当然这没有遏制住那些模仿者，售卖处很快就出现了《独唱团第二期》《独唱团第三期》或者《明天的独唱团》等山寨版本。

2010年12月，此时第二期已经印刷完毕。后来一百万本杂志被销毁。韩寒说指示由“有关部门”电话传达，这无名无姓的搞得他十分火大。他在博客里公告《独唱团》终止出版的时候写道：“我站在阳光底下，他们却躲在暗处里放冷箭”。他解散了编辑部。几周以后我在杂志原办公室碰到他的时候，排版样稿和照片还挂在墙上，一瓶本来是用来庆祝新一期杂志出版的香槟未曾打开放在桌上。韩寒说：“因为电脑都还在，所以我们就用来玩游戏了。”玩得最多的是一款叫“使命召唤”的射击游戏。

编辑室没有暖气，韩寒又穿毛衣又戴围巾，说话有点小声小气。他说《独唱团》的终止恰是由于其巨大的成功。“即便从一开始就是一本钓鱼类杂志，我们也会遭到暗算”。韩寒的太太进来递给他一个麦当劳的袋子，韩寒拿出一个汉堡接着说：“如果不是我做的，而是另外一个人做的，可能他会有更大的空间。”汉堡的肉掉落到沙发上，韩寒把它拿起来又塞回面包里。他又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能引起共鸣的东西让他感到遗憾，“总不能老是熊猫和茶啊，我们还有其他什么东西？丝绸？长城？这可不是中国。”

韩寒在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眼中形象两极分化。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作者把韩寒和中国著名的社会批评家鲁迅进行了比较。其他人觉得这种比较甚为可笑。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和传播学教授刘禾说：“韩寒不过是他的粉丝们的一副镜像，你自己的镜像怎么能改变你呢？做不到。”然后又说“你去他博客首先看到的不是他写的东西，而是斯巴鲁的广告。”

来自于其他年轻自由派的对于韩寒作品和个人的批评则令人感到意外。另外一位作家和编辑许知远说，韩寒的知名度反映出“庸众时代的胜利”。34岁的许知远在审美情趣上和韩寒完全相反，他留了一个吉姆·莫里森的发型。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韩寒叛逆了，成功了，还赚了不少钱。他有那么多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却没去。”许知远认为网络偏爱物质的影响，并把韩寒与一个youtube歌手做比较，“也许唱的完全是垃圾，不过唱片依然可以大卖。”

韩寒对这种诟病的回答简洁明快：“如果你喜欢看，很好，谢谢。如果你不喜欢，那就拜拜吧。”不过作为粉丝镜像的功能真可能是他最大的优势。韩寒独特而普通，让人容易接受他的想法。他的传记中充满了各种细小的成功和失败，可以让中国人更有上进或更愤青，而这是韩寒的优势。二十年来中国的年轻人是政治白纸，不仅因为生活条件好了，而是因为没得选择，没有希望。韩寒的文字改变不了这一切，但却是鼓励“怀疑”精神的优质广告。

每当我和韩粉说话的时候，总会出现“唤醒”一词，“一针把我们从麻痹中唤醒的肾上腺激素”。在一次车赛中我混在一小群热情非凡的粉丝当中，他们正在等着能见韩寒一面。魏斐然是其中一员，一个爆炸头的健壮小伙，激动得快要跳起来了。他说《三重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现在受到《独唱团》启发和几个朋友一起正在出版一本杂志。他说：“我真想把它做好，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没有出版社在后面支持，没有任何人支持”，第一期杂志想做一个对韩寒的采访，所以才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过来找他。

魏斐然也运行过一段时间的韩粉网站，专门收集和评论韩寒的博客。“但是我们得关张了，因为我们真的把韩寒所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放在上面，有关部门说这太头疼了。”一个穿着橙色衣服的腼腆女孩听到我们的谈话，突然说：“韩寒代表了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代表了我们想做却不敢做的事。”

韩寒说，他还没有被“请喝茶”过。到目前为止有关部门和他的联系还一直是非直接的，要么通过出版社，要么通过博客运营商。不过有一回电话直接打到韩寒那儿了，是一个警察：“很抱歉，我们得删除您的一片文章。”我问道：“哪一篇?”他说：“两年前关于市长下令杀狗的那篇。”韩寒猜测这篇文章在某时让某人难堪了，“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没坐到那个可以对此下手的位置，现在显然到了。”

要定义中国的一个有创造力的生命可以走得多远是很困难的，政治生态一直在变化。但是韩寒打算让留自己在安全的一边，对此他也没有隐瞒。他从来没有尝试让自己的活动从网络延伸到街头，而且他反对立即实行多党制选举。“反正某党会赢，因为有钱，可以买选票。”他说，“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文化可以百花齐放，媒体可以言论自由。”局外人总是把这种对开放的要求和对民主的要求混为一谈，不过在中国的政治当中这种区别是关键的。

他将自己的杂志停刊之后，韩寒用了几个月时间思考自己的下一步动作。他含糊地表示电影是他感兴趣的，也许是艾米尔·库斯杜力卡那种忧郁的，讽刺风格的。《地下》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另外时刻他又展示出自己的不确定性“我还是一直有一种害怕，不是害怕政府部门，而是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呈现。”他说，“我一直在思考，我得多做点事情。多写书，多获奖。”不过他允许自己在一个领域放慢脚步，就是小说创作。他的最后一本小说《1988我想和世界谈谈》，更加直白，更加专注，受到了好评。他是有意识地改变了自己的腔调，“我的其他书当中我总是想让读者喜欢每一页，看到一个笑点就笑，对所有东西都留下深刻印象。现在我已经不这样了，现在我写的是真正的小说。”他长大了一点，尽管他对自己的风流往事还是津津乐道。不过做了父亲这件事是少有的能让他严肃起来的事情之一：“我已经完成了作为人类的使命。哪怕是我知道我会死在今天的赛道上，我也感觉毫无压力了。”

周日，四月，上海，郊外——今年第一场车赛。乌云蔽日，空气凝固。一批车模身着大众汽车迷你裙进场，几个年轻腼腆男持手机远拍。韩寒要出席大众汽车的赛前发布会，之后鄙人问寒，你我行我素，赞助商怎受得了？寒说“我博客上对抗的强大利益”和企业的利益不搭边。然后反问“西方新闻报道不会受广告影响？”他不喜欢自己博客上的广告，但若让中国出版社来做经纪人，相关部门就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可让他闭嘴。

赛车开始时韩寒穿上一件黑色的红牛比赛服钻到车里，窗上有他的号码15还有血型O。很快他就回来了，车子有问题，五圈后他就下车了。我稍后找到韩寒时他坐在那儿，就跟啥都没发生似的。新的引擎还不行，他说。不过这是赛季的第一站“我还有时间。”这让我想起他告诉我杂志停刊的那一天，“现在是别人领先，不过只是暂时的”。并咧嘴笑曰：“再说，我比他们都年轻。我会看到他们玩完儿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