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初,挪威摄影师Katinka Hustad来到中国,进行她在奥斯陆大学新闻摄影专业最后一学期的国际报道实践。她选择了湖南的山村夯沙。在这里她跟拍了几个15-23岁的女孩,用镜头记录了她们春节回家与家人短暂团聚后又离家、外出打工的故事。随后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些女孩的过去,她又拍摄了短片《梅》,讲述13岁留守女孩在寄宿学校里怀着歌手的梦想努力学习的故事。这个短片为她赢得了2016年荷赛多媒体短片三等奖。

通过一个图片故事和一个视频短片,Katinka Hustad把“留守儿童”和“第二代外出务工者”这两个话题联系在了一起。也许图片故事《她明天就要走了》中的女孩,几年前就曾过着短片《梅》中女孩的生活。从几个女孩的角度,两组作品共同描画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代价,国内移民潮对农村的影响。(腾讯特约撰稿:丛妍)

2015年初,挪威摄影师Katinka Hustad来到中国进行她在奥斯陆大学新闻摄影专业最后一学期的国际报道实践。她选择了湖南的山村夯沙。在这里她跟拍了几个15-23岁的女孩,用镜头记录了她们春节回家与家人短暂团聚后又离家、外出打工的故事。随后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些女孩的过去,她又拍摄了短片《梅》,讲述13岁留守女孩在寄宿学校里怀着歌手的梦想努力学习的故事。这个短片为她赢得了2016年荷赛多媒体短片三等奖。

通过一个图片故事和一个视频短片,Katinka Hustad把“留守儿童”和“第二代外出务工者”这两个话题联系在了一起。也许图片故事《她明天就要走了》中的女孩,几年前就曾过着短片《梅》中女孩的生活。从几个女孩的角度,两组作品共同描画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代价,国内移民潮对农村的影响。(腾讯特约撰稿:丛妍)

离家打工的女孩/She leaves tomorrow

湖南山村夯沙的年轻女孩面临着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抉择:几百年来,她们的祖先在山间的稻田耕耘,而如今都市生活能为她们带来更多机会、经济独立和物质条件。15岁的石玉荣(音译)辍学后决定去浙江北部的慈溪打工,等待她的是每天在制衣厂9小时的工作。石玉荣和她的朋友们一起, 加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内移民潮。

1978年以来,有近1.6亿中国人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但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伴随着极大的代价,农民工大部分时间远离故乡和亲人。——Katinka Hus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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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我记得你最开始说想要拍关于年轻女孩的故事,是这样的吗?为什么?

Katinka Hustad:是的。当时我几乎只有这一个选题。我很好奇跟我几乎同龄的中国女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不想说自己关注得是女性话题……

谷雨:为什么不想这么说?

Katinka Hustad: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男性话题”,我不希望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框框里:我是一个女摄影师,我就要拍摄女性话题,这(种逻辑)对我来说是一个限制。我想知道的是跟我年龄相仿的中国女孩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希望我关注的是更普世的主题。

谷雨:挪威媒体对中国年轻人的报道多吗?

Katinka Hustad:在挪威我们当然知道这些统计数字:1.6亿农民工,6千万留守儿童。但是我们很少听到数字背后个体的故事,我想要认识这些人,了解他们的故事。

谷雨:你是怎么在夯沙找到这些女孩的呢?

Katinka Hustad:我通过老师介绍,辗转认识了一位夯沙的退休教师。他和当地一个英语专业的学生帮我翻译、向村民解释我的拍摄初衷,并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女孩,也是我后来拍摄的女孩之一。后来通过这个女孩我认识了其他几个女孩。她们从小一起长大,平时都在一起玩。

我们刚认识时彼此都很兴奋,她们带我在夯沙转。夯沙被山环抱,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山里边走边玩。我觉得她们希望被拍,我还给她们和各自的妈妈拍了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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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你拍了一个女孩石皮华离家前一天,照片里有很多不确定的情绪。可以谈谈这段吗?

Katinka Hustad:春节结束后大家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家出去打工,那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时刻。我记得孩子和父母之间那些沉默的道别,没有亲吻拥抱,甚至没有流眼泪。只是打个招呼,孩子就走了。

那天有一个画面我没有拍到,石皮华的妈妈去送她、说再见。然后我和她妈妈一起走回家。她给我看石皮华小时候的东西,感慨道,女儿6岁的日子仿佛还是昨天,一转眼就这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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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后来你还去了浙江,在工厂里找到了女孩石玉荣和她妈妈。

Katinka Hustad:是的,我到工厂找她们的时候把她们吓了一跳,可能她们都不相信我能找到她们吧。但是我在浙江的时间太短了。对我来说,这个题目还没有拍完。如果还有机会回到中国,我想到每个女孩打工的地方找到她们,拍她们打工的生活。这个故事才完整。

湖南山村夯沙的年轻女孩面临着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抉择:几百年来,她们的祖先在山间的稻田耕耘,而如今都市生活能为她们带来更多机会、经济独立和物质条件。

谷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让你感到非常意外的地方吗?

KH:尽管我和她们语言不通,文化不同,但是我发现我和她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夯沙的这些女孩和我穿的衣服一模一样;春节之前,她们从城市购物回来,提着大包小包。而她们的家乡(还保持了传统的样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夯沙大部分东西还是手工、木质的,很传统;与此同时这些姑娘穿着高跟鞋、提着购物袋,几乎像是从美国高中电影里走出来的。我想我感到意外的是代际之间的不同:老一代人和年轻一代完全不同,她们想要的不同,当然她们拥有的机会也不一样。 

春节前后村里气氛的这种骤然改变也让我感到意外:整个村子从生机盎然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这种感觉非常奇怪,但也是这种改变让我更容易理解(外出务工)。对我来说,现在这成为了一个切身的感受,一个我亲眼目睹的议题。(点击查看完整图片故事《【在线影展】离家打工的女孩》)。

山村夯沙唯一一条与外界联通的路。

也是因此Katinka产生了拍摄视频短片《梅》的想法。她在接受谷雨采访时说:“我在跟拍(即将离家打工的这些女孩)的时候,她们总是回到空旷的校园里去玩。她们正要告别童年,而学校恰恰是了解她们童年的关键。所以在夯沙的最后几天里,我拍摄的女孩一个接一个离开家乡去了城市,我决定获得学校许可进去拍摄,做个短视频。”

梅/MEI

在短片《梅》中,13岁女孩史龙梅(音译)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著名歌星。她的父母在外地打工,为了争取更好的未来,梅只得在山区的学校苦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国内移民潮,将近1亿6千万人离开了农村去城市寻找工作,但是迅速的城市化也给中国带来了超过六千万的农村留守儿童。

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完全了解自己的父母,可能也永远不会知道父母在身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谷雨:你是怎么找到Mei的?

Katinka Hustad:学校从800个学生里指派Mei作为我的拍摄对象。我当时提了两个条件:12-14岁的女孩,平时住校;由于我要做视频,所以我希望拍摄对象会唱歌。

谷雨:Mei的什么特质吸引你,让你觉得她可以成为你的拍摄对象?

Katinka Hustad:我见她第一面的时候,也就是开始拍摄的前一晚,就立刻感受到了她的坚强和活力。一开始她有点害羞、紧张,但她外表看起来很美丽,很容易亲近,她的笑容有点神秘,像是对未来有很坚定的信念,相信未来有什么在等着她。能和她合作是我的运气。第二天我发现她是个模范生,非常勤奋刻苦,遵守纪律,也很有抱负。后来她一张口唱歌,我彻底爱上她了。

谷雨:你之前有想过要做关于“留守儿童”这个主题的短视频吗?

Katinka Hustad:我的确知道这个话题,但是6千万留守儿童这个巨大的数字对我来讲有些难以想象,直到春节过后,夯沙变得越来越清净,我才明白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在那里感觉整个气氛都变了。(年轻的)父母们一下子都离开了,与此同时,学校这座看似神秘的建筑慢慢变得喧闹起来,孕育着巨大的能量和生机,所有的孩子,不仅仅是夯沙的小孩,还有来自更远村子、在山上的村子的孩子们。于是我开始明白外出打工对一个小地方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后果。

另外,在我采访Mei的时候,我问她了一个关于她爸妈的问题,她默默地哭了,在我看来是很勇敢的眼泪。我相信如果同样的问题问学校里的另外800个学生,他们很可能会讲出相似的故事。Mei为这群孩子发了声,而且是强有力的一个声音。我记得有人说过:让一个人有发声的机会便是赋权于这个人。至少这是第一步。对于年纪这么小的孩子,要面对悲伤是很大的精神负担,也许这会对他们的余生都产生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完全了解自己的父母,可能也永远不会知道父母在身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谷雨:你一共跟拍了Mei几天?

Katinka Hustad:我是在开拍前一天和她见的面。第二天早上5点,一个老师跟着我去了她的宿舍,当时她还在睡觉。大概5点半的时候她起床了,我就开始了拍摄。她去哪儿我都跟着她,在同一个教室,吃同样的饭菜,在学校里跟她和她的朋友一起玩。我感觉那一天我像一个13岁的中国中学生一样,直到Mei11点半睡觉我才离开学校。第二天我们做了个小采访,然后我就离开夯沙了。我特别希望我可以多和她相处几天。

谷雨:从视频可以看出,Mei去哪儿你就跟着去了哪儿,课堂、升旗仪式、宿舍。得到拍摄许可难不难?

Katinka Hustad:我在夯沙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慷慨,帮了我很多。因为这里很小,所以大家彼此都认识。当时我已经在夯沙住了几周,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大概知道我是谁了。另外,夯沙的乡长,学校校长和老师都对我想要拍的项目和我的工作方式表示了极大程度的理解。他们给了我许可,同意我一直跟拍Mei。他们对我的信任,以及同意我跟拍、讲述Mei的故事,都让我十分感激。

谷雨:这应该是你第一次走进中国的中学吧?一定和挪威的中学很不一样。你在里面拍摄时的感受是什么?

Katinka Hustad: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中国学校,确实和挪威的中学非常不同。挪威中学每节课时间比中国短太多了,而且课堂上让学生参与的环节更多,而且还有一些可以让学生像孩子一样玩和放松的元素。我知道中国学生都非常严格自律,早在很小的年纪就要经历极其激烈的竞争,但是跟随拍摄的那一整天里,我从早到晚按照课表上完每一节课做完每一件事,这个难度是我完全没有想象到的。实话讲,我在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谷雨:拍摄这个项目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何克服的?

Katinka Hustad:语言不通。一开始,不会讲中文使我很迷茫。幸运的是总有人伸出援手帮我,比如以前学过英语的学生。他们帮我介绍我自己和我的拍摄项目。但是大多数时间我只能单打独斗。尽管有的时候无法用语言交流很让人焦急,但是我因此更关注肢体语言,并且在视觉上更专注了。

我很喜欢只观察不说话的工作方式,同处一室不说话却能感知彼此是很难得的。从某种角度讲,这样在彼此身边更亲密、更真实、也更有趣。而且也使我更注意聆听。夯沙是一个苗族聚居区,这里有很多少数民族艺术,比如唱歌,跳舞,打鼓。音乐是一个很有效的交流方式。我的视频里除了Mei唱歌,其他的声音也都是在夯沙录的声音和音乐。

谷雨:Mei的独白很美,她朗读的是现有的稿子吗?

Katinka Hustad:并不是朗读稿子,其实是我们合作下做的采访。我准备了一系列问题请Mei来回答。然后Mei的英语老师帮忙翻译,并且帮我确保她说的是简洁、完整的句子,不然就无法把她说的内容和视频内容结合在一起了。尽管我不知道她具体说了什么,有些回答我为了得到合适的节奏,请她重复了几次。在我听起来,她的回答很诗意。

一个故事并不会因为它普通平常或众所周知而变得不重要。一个影响千百万人的社会议题应该被一次又一次地报道。

谷雨:对中国记者或摄影师而言,Mei的故事可能太普通了、不值得报道。你觉得是外来者的新鲜感帮助你发现并坚持拍了这个故事吗?

Katinka Hustad:当然。举例来说,我自己是肯定不会在挪威的中学拍类似的故事的,对我来说太稀疏平常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故事并不会因为它普通平常或众所周知而变得不重要。一个影响千百万人的社会议题应该被一次又一次地报道。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的是,寻找不同的、新的讲述或报道方式。

谷雨:你的视频拍得很美,创造出了一种氛围,能让观众置身于Mei的世界里。无论视频还是摄影,你觉得内容和形式、风格的关系是什么?

Katinka Hustad:内容是基础,是一个故事的大前提。在我看来,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只知道形式,一味追求好看,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只会浮于表面,没有意义和目的。然而,形式和美感也很重要,特别是让观众在看时能产生个人情感上的共鸣。

无论是我拍摄和剪辑Mei时的风格,还是我拍照时,我都希望能给观看者一种感觉,一种体验,一种能让他们感同身受的东西,而不是用直白具体的语言来告诉他们。有个俄罗斯导演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讲一个故事,不要拍成电影,直接讲出来就行了。”我希望观看者可以首先通过他们的观感来了解Mei,从人的角度出发和Mei以及她所处的环境产生情感的连结,然后再慢慢了解Mei的故事中蕴含的社会背景。

谷雨:2015年初你在中国上工作坊、拍摄了将近2个月。这段经历对你个人和你的职业生涯有什么意义?

Katinka Hustad:我相信要首先取得个人成长,才能作为摄影师成长。在中国的经历一开始非常与众不同,这里巨大、复杂,人多。一开始我感觉自己很渺小、很弱势,但是我总会遇到非常慷慨的人,邀请我去他们家里,认识他们的家人,和我分享他们的故事和生活方式。

谷雨:《Mei》在荷赛多媒体提名并最终获得三等奖,有没有带来或改变什么?

Katinka Hustad:首先,荷赛让Mei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看到,对此我非常感激。第二,给了我很大的动力继续拍摄视频。同时也让我更坚定了在日常简单的小故事中寻找具有普世价值主题的信念。我觉得媒体经常希望发表极端的或与众不同的故事,而且我们很容易就在统计数字中迷失,忘记每一个数字背后是一个人,一张面孔,一个独立的声音,一段故事。我希望能继续讲述这些故事。

Katinka Hustad

Katinka Hustad,出生于1991年,是常驻挪威奥斯陆的摄影记者,毕业于奥斯陆大学学院,新闻摄影专业。在校期间她在丹麦《政治报》实习16个月。现在她既拍摄长期项目,也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为不同媒体拍摄肖像、图片故事和视频。

特约撰稿:丛妍

编辑: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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