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30年前的那场爆炸,至今还能令我们为之震颤。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在实验中发生爆炸,致使大量高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造成几十万人紧急撤离。而爆炸当天就有5位摄影师进入了切尔诺贝利现场,用照片向世界揭示了这场灾难的景象,在之后的30年里,又有无数摄影师不顾辐射的危险回到切尔诺贝利,记录这场史上最严重核事故对当地居民和生态的影响。腾讯特邀曾长期拍摄切尔诺贝利的三位摄影师Gerd Ludwig,Donald Weber和Arthur Bondar,向我们讲述那张令他们印象最深刻的照片。(腾讯特约撰稿:明晔)

发生在30年前的那场爆炸,至今还能令我们为之震颤。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在实验中发生爆炸,致使大量高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造成几十万人紧急撤离。而爆炸当天就有5位摄影师进入了切尔诺贝利现场,用照片向世界揭示了这场灾难的景象,在之后的30年里,又有无数摄影师不顾辐射的危险回到切尔诺贝利,记录这场史上最严重核事故对当地居民和生态的影响。腾讯特邀曾长期拍摄切尔诺贝利的三位摄影师Gerd Ludwig,Donald Weber和Arthur Bondar,向我们讲述那张令他们印象最深刻的照片。(腾讯特约撰稿:明晔)

核辐射反应堆里的15分钟,那一刻,时间永远的停止了

工人等待进入一个叫做“除氧器栈”的区域,计划在里面的混凝土上钻孔以安装支撑梁,用来稳定已经向外倾斜、有可能坍塌的西墙,2005年。图片:Gerd Ludwig/美国国家地理

九十年代初,罕有步入切尔诺贝利的机会。乌克兰政府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走到哪儿,军方就跟到哪儿。尽管他们遵循着各种指令,却也在尽量理解我想要从当局得到拍摄许可的努力,而当局显然是要尽可能的切断一切可能性。当时,我尚未被允许接近反应堆,更不必谈进入切尔诺贝利。

转折发生在2005年。我穿戴上了保护装备,包括非常先进的盖格计数器和辐射测量仪,又套了一层3-4毫米厚的塑料工作服,跟着六个工作人员进入了反应堆。他们要在混凝土上钻孔,以加固反应堆的屋顶和西墙,因此还额外穿戴了防毒面具和氧气罩。我们的动作得非常迅速。那个地方的辐射实在太高,尽管我们有防护设备,一天也只能进去15分钟。 

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严峻的拍摄任务了。空间很暗,嘈杂,能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当我们快速地走过散落着电线、金属丝和其他碎屑的昏暗隧道时,我几次差点被绊倒。一边拍照,我还要一边避开电钻产生的火花,因为里面都带着高度污染的混凝土灰尘。我知道我只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来拍摄出极具震撼力的照片,向世人展示此种场景,而且这样的机会可能不会有第二次了。想到这些,我的肾上腺素飙升。

然而,原本计划的15分钟刚刚过半,我们的盖革计数器和辐射剂量计就响了起来,气氛顿时更紧张了。测量计的哔哔声就像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演唱会,提醒着我们:时间到了。我在求生本能和摄影师总想多停留一会的渴望间挣扎着,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最后能集中注意力,高效、快速而不草率的工作是我必须面对的挑战。 

2013年时,我再次进入了反应堆,比2005年走的还要深。在一条黑暗的走廊里,我们停在了一扇很重的金属门前,工程师示意我只有很短的时间拍照。然而,他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才打开那扇卡住的门。我开始觉得紧张。房间里面是全黑的,仅有的光源来自我们头顶的探照灯。乱七八糟的电线挡住了我的视线,我隐约辨认出房间最远处墙上有一个时钟。我只拍摄了几帧照片,还在等我的闪光灯充电时,工程师就把我拉了出来。我赶紧查看我的照片,失焦!我恳求他让我再进去一次,最后,他给了我几秒钟的时间去拍摄那个钟表,钟表上的时间显示为凌晨1时23分58秒,正是1986年4月26日在这栋楼里发生爆炸的时间。那一刻,时间永远的停止了。

Gerd Ludwig,国家地理摄影师,在20年间九次拍摄切尔诺贝利地区,出版摄影书《切尔诺贝利深长的影子》。

如果我在这里居住,会这般生活么?

砍完柴,维克多和朋友在河边休息,2005年4月25日。图片:Donald Weber

1986年,12岁的我因患了严重肺炎卧床不起,只靠趴着听收音机打发时间。那时候我深信,不管是在加拿大、美国还是欧洲,我们都会死于某种可怖的核灾难,这个灾难极有可能是核战争;特别是身处加拿大的我们一定会卒于美苏两国的交火。电视持续向我们传递世界岌岌可危,核战争的阴影时刻笼罩的讯息。许多应急广播系统在不断被测试,像电影《洗劫后》和《赤色黎明》里那样;《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等杂志的封面也一直宣称核破坏、核战争即将到来,死亡就在我们面前。 

杞人忧天的我,躺在床上无所事事,这一切都无助于抚慰我的恐惧。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86年4月26日的几天后,电波里传来切尔诺贝利大灾难的消息,我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我将死在一场苏联造成核灾难里!

在电影术语中,这叫“起源故事”, 用来交代一个角色的背景,和他或她如何变成如今的样子。我的起源故事也从那一刻展开了。我对所有俄罗斯、苏联、共产党的东西简直着了迷,如饥似渴地沉浸在相关的杂志、书刊和电影里。我想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亲自去看到这一切。而且,就像我在杂志中看到的那样,我会用相机记录下所见所闻。

最终,我终于到达了切尔诺贝利,见到了最具毁灭性核灾难的现场,也是我对一切核恐惧的隐秘之源。2005年,我在切尔诺贝利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短途旅行。我对历史、理论和原因都毫无兴趣,去只是想看看那里有什么。我的问题很简单:

核事故发生后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2006年的冬天,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和当地人共同生活、工作。开着一辆破旧的拉达汽车,努力让自己适应节奏缓慢的乡村生活,吃喝如同当地人;主要以土豆和伏特加过活。

在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认识了维克多,他跟我同岁,甚至生日只相差了几天。之后我多次访问切尔诺贝利的时候都会和维克多见面。我可能总共给他拍了十次照,这张照片是一开始的时候拍的。他邀请我到河边,他和朋友们砍柴后在那里小憩。砍柴是那个地方仅有的,并且收入很微薄的的工作。切尔诺贝利一片寂静,甚至没有鸟鸣,却处处洋溢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因此那天,我们喝了酒,一杯接着一杯地开怀畅饮。

和维克多在一起时,我禁不住总是细细观察着他:是否他即是我?如果我在这里居住,会这般生活么?对此,我无法回答,但这却是我喜欢这张照片地原因。对我来说,这是一副自画像,一个在做着狂热的梦的我。

Donald Weber,加拿大纪实摄影师,多次前往切尔诺贝利记录核事故后人们的日常生活,著有《混蛋伊甸园,我们的切尔诺贝利》。 

这艘在白杨树和雾气间漂浮着的破旧的船,是一个永远消失了的时代的象征

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内Teremzy村里一艘被遗弃的船,2010年。图片:Arthur Bondar/VII图片社“导师计划”项目学员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爆炸的时候,我才三岁。对辐射的恐惧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第一次去切尔诺贝利是在2007年,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做摄影记者,去报道一个政客在当地的活动,自那以后,我就不断找机会返回切尔诺贝利。

这张照片来自《茵陈的影子》,是我过去八年在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和附近的村庄拍摄的一个集合。那一次,我在隔离区的一个村子里住了整整一周,一天都没有离开过。

返回切尔诺贝利定居的这些人都很友善, 大自然随处可见,还能享受绝对的安静。在那里,我的生活非常舒适和安逸。一天清晨,我散步去了普里皮亚季河,雾气笼罩着整个河岸,我远远看到一个船型的东西,走了过去开始拍摄。那艘船很大,布满了灰尘,拍摄完毕后,我一转身,又在不远几米处的白杨树林中看到了一艘小船。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村里其实有一个小港口,在灾难发生前,好多船都停泊在这里。爆炸发生后人们被紧急撤离,而这艘正在接受检修的船被留了下来。

正是在这艘船附近,我感受到了隔离区带给我的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但我拍了一张又一张的照片,没有一张能表达我当时强烈的情绪。最终,我将镜头稍微上倾,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角度,从下往上拍到了这张照片。那个无法言喻的感觉也终于明了了:这艘在白杨树和雾气间漂浮着的破旧的船,对我来说,就是曾经庞大的苏联的象征,也是一个永远消失了的时代的象征。

Arthur Bondar,乌克兰摄影师,长期拍摄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和附近村落的自然和居民生活,出版摄影书《茵陈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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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为什么给这个项目起名《茵陈的阴影》?

Arthur Bondar:切尔诺贝利隔离区的很多人相信,对这场悲剧的第一个警示出现在《圣经》中:“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源泉上。这星名叫‘茵陈’。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茵陈,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 来自《启示录》八章 10-11节。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市的名字就来源于这种叫做茵陈的植物。

谷雨:切尔诺贝利地区的生态好像是你项目的侧重点,为什么?

Arthur Bondar:是的,这个项目主要侧重记录了隔离区与附近村落的自然及居住者的状况。 当你来到一个除了风声什么也听不到的地方,感觉是很奇怪的。2007年时我基本听不到小鸟或其他动物的叫声,现在,这些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大自然的自我愈合能力是很神奇的。

在隔离区的土地上,你能感受到自然是多么的强大,而人类又有多么的脆弱。切尔诺贝利是一个很可怕的例子,让我们见识到人们可以多么轻而易举的毁掉一切,失去生活的平衡。 

谷雨:我看了这个项目的多媒体视频,也许是配乐的原因,照片里的切尔诺贝利给我的感觉很神秘,甚至有一点恐怖。这是你想到读者感受到的吗?

Arthur Bondar:是的。整个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充满了神秘感,我们对它的了解太少了,只知道:隔离区充满辐射,而辐射是危险的。很多科学家仍在研究隔离区内辐射的威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去拍摄会发现什么。我觉得可以把辐射和信仰这两个概念做比较,它们既看不到也摸不到,但你明白它们一直在你身边。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就是一个辐射与信仰并行的地方,这营造出一种很强烈的神秘感。

谷雨:从你的照片看来,在切尔诺贝利定居的人都是老人。为什么他们会重新回到哪里,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年轻人在哪儿?

Arthur Bondar:悲剧发生的几天后,苏联政府决定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30千米内的人撤离,这里面包括许多村庄。当然,没有人愿意离开他们的家乡。部队来人把人们扔出了他们的家,但是人们还是非法的回来了。后来苏联政府决定给老人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回去,并给了他们“自主定居者”的身份。直到今天,年轻人仍然不可以在隔离区居住。

谷雨:当地人和宗教的关系是怎样的?

Arthur Bondar:大多数的自主定居者都信奉宗教,对上帝的信仰帮助很多人度过了难关,而且大多数定居者认为,那些搬离隔离区的家的人,最后都因为过于恐惧辐射和思念家乡郁郁而死,而不是因为受辐射过度死掉的。在有教堂的地方人们更是绝对的相信上帝,认为是上帝拯救了他们。

Nykolay Yakushyn是Yllynskaya教堂的一名神父,这个教堂是切尔诺贝利唯一还开着的教堂了。他说:“如果你不尊重隔离区,它肯定会杀了你,但如果你对在这里遭受过苦难和死去的人充满了爱和怜悯之心,隔离区是不会碰你的。”(查看完整访谈及在线影展请点击《切尔诺贝利,茵陈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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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明晔

编辑: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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