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被曝在家做饭待客 多次提美剧《纸牌屋》

王岐山准备用五年时间坚决遏制腐败的势头,为党风的根本好转打下基础。过往一年,王为带头遵守中央规定而推掉了各种人情往来,为避免与老友生疏,王岐山夫妇宁愿邀请一些朋友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

2012年11月15日,王岐山当选中纪委书记。他曾对友人称,因为年龄原因,或将只担任一届中纪委书记。本届任期五年,他将以“倒计时”的心态,逐步往前推进,力争为彻底扭转风气、遏制腐败打好基础。

因过往多次临危受命的经历,舆论普遍将王视作解决问题的高手。此次中共决定安排王岐山执掌中纪委,解决最棘手亦最迫切的腐败问题。履新中纪委后,王岐山在一次座谈会中强调,“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接下来,在他执掌中纪委的这一年之内,多位省部级高官落马。

纪检是王此前工作经历中没有涉及过的领域,与王岐山共事多年的好友黄江南分析,王岐山的思路不落窠臼,“他很多事情的做法想法,不按官场的思维来……中国的官僚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个岗位上应该说什么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说,都是有规矩的,每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官场其实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这套规矩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落俗套的,最不用费脑子的”。

黄江南非常确定:“王岐山一定不按这个套路。”

多次提到美剧《纸牌屋》

坐镇中纪委之后半个月,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场专家座谈会,听取学者对反腐工作的建议。在会上,第一位发言的专家刚说了句“尊敬的王书记”,就被王岐山打断了。他希望在场专家们免去这样的客套话。

诚如黄江南所言,王岐山告诉专家们:“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王岐山要求内部开会时多谈问题,不讲大道理,要求做报告的人“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工作实、作风正”。曾参加过这样会议的人称,发言人被王岐山问倒十分常见。

该知情人士表示,王岐山非常低调,在媒体的上镜率不高,一般上镜时也都是谈反腐败的问题。为此王岐山多少给民众留下“不苟言笑”的印象,但王本人私下幽默风趣,才思敏捷,会和下属开玩笑。只是这样的幽默和玩笑涉及腐败议题都会收止。

王岐山针对现在一些大案要案多涉及经济、金融领域事务,要求纪检干部尽可能多学一些财务、经济、金融知识,王认为纪检干部知识结构要全面才能应对新形势下的查案情况。一位熟悉王的人士回忆,王曾直言,内行和外行查案的差别很大,要求纪检干部尽快变成某一领域行业内的内行、学者。

此外,王岐山喜欢看书、强调制度设计,曾向下属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凤凰周刊》2013年总第470期曾详细介绍此书)、《大清相国》等书。

《大清相国》是作家王跃文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讲述一代名相陈廷敬行走官场五十余年生涯,体现他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充满着济世救民的理想主义情怀。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近期王岐山还曾向纪检干部们提到了美国政治剧《纸牌屋》。《纸牌屋》改编自英国同名小说,描述众议院和华盛顿的权力角逐。消息称,王岐山在提及这部美剧时,非常重视剧中“党鞭”这一政治角色。“党鞭”(Whip)一词源于英国,指议会内的代表其政党的领袖人物,负责督导同党议员,并维持议会党团纪律,多为党内权威人士。政党的“党鞭”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多人。

王岐山重视网络建设,认为中纪委作为权威机关,必须注重通过网络拓宽和民众联系的渠道。过去监察部网站排名比较靠后,王来后表示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否则不可能把中央反腐倡廉的决策以及成果宣传出去,也难以反映群众对反腐的要求和建议。

据透露,过去中纪委在人民网和新华网也做过在线访谈,但是最高只派出过正局级副主任。现在副书记、常委等人都在中纪委监察网站做过在线访谈。有消息人士透露,王岐山在开会时告诉工作人员:“你们统统都要到纪委监察部网站去做在线访谈,宣传党的反腐败主张。” 据知情人士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纪委平均每天会收到800来件信访,王岐山要求件件有着落。接访的工作量非常大,但是中纪委没有增加一个编制。王岐山要求局级、处级干部以及各科室的主任都必须要接访。过去没有接访任务的某科室被分配了三个人的指标,需要轮流接访,日程表已经排到了下个季度。

在接访问题上,王岐山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要把上访民众当亲人,把接访当作纪委的责任和义务,而非“给老百姓办好事”,接访时不能来回踢皮球。有工作人员总结了一套“接访礼仪”:“看身份证后确定对方的年龄,大10岁以上的要叫‘老叔’,大10岁以下的叫‘大哥’,比你小的要叫‘兄弟’。一进来首先要握住手,然后另一只手半搂住对方,热情地道一声‘欢迎’!”

王岐山准备用5年时间为党风、纪检工作打下基础,5年内坚决遏制腐败的势头。此亦是本届中纪委的中心工作和基调。即使在周末,中纪委工作人员也可能需要向王传送资料。王本人则时常强调,中纪委繁杂的反腐工作方针皆是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安排。

在家中做饭招待老友

2013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提出反对“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作为中共整顿党风以及反腐的总执行机构,反“四风”亦成为中纪委下半年重要的部署。

王岐山更是律己于先。王曾在广州、海南、北京等地任职,交游士林,商界学界亦多故人。往日王岐山偶尔偷得闲暇也与老友相聚。但今年几乎所有饭局,王岐山都一应不赴。甚至中秋节朋友们送来的月饼都坚决不收,他的夫人姚明珊也将朋友夫人相赠的月饼退回去了。时日一长,如何避免老友生疏,或是被认为官大了不好相处就成了难题。王岐山夫妇想出两全之策:宁愿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而且王岐山夫妇几乎都不喝酒。这样一来既遵守了中央的规定,挡住了一些应酬,又能和朋友们正常交往。

王岐山带头遵守中央的规定,在一些事情、细节上甚至苛刻到“不近人情”的程度。2013年5月底,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限期清退收受的会员卡。一位王岐山的老友告诉《凤凰周刊》,前些年有个国企老总曾送过一张高尔夫球场荣誉卡给王岐山,王从未用过。王想起此事后,让秘书翻箱倒柜找出来退回去。该国企的老总接到电话后十分为难:“企业股权都已卖光,没法退卡。”但是王岐山坚持,无论如何,必须处理掉。

王岐山的工作风格注重由小到大,由浅入深,不急于求成。对此,一位接近纪委的人士解读为:“小作风问题都不让犯,更何况大腐败?”

11月21日,中纪委下发了《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这是中纪委继治理公款买月饼、寄贺卡之后,对公款消费进行治理,持续反“四风”的又一次规范,被中纪委内部称之为“一个节一个节”推进至此。

此时距离春节尚有两个多月。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提前两个月下达中央精神文件,意在防止一些行业企业开始为公款购买烟花爆竹等礼品准备原材料甚至下单,避免浪费。这表明此类规范绝非作秀之举。通知强调“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旁边特别用括号注明:慰问困难群众职工不在此限。称得上用心细致。

2013年,中纪委的工作节奏被总结为:“一年一年抓,一个节一个节抓,一件事一件事抓”。另有纪委人员形容今年中纪委的行动如铆钉般层层“钉紧”。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结束,这份5年时间表预计或即将于近期公布,或将有更加系统、细致的规定出台。

公社里的读书人

主政中纪委之前,王岐山的工作领域跨度广泛,历练颇多。从下乡务农、上书中南海农村改革,到莫干山会议,之后广东挽救金融,北京抗击“非典”,最新的中纪委书记这一角色,同样令王收获颇多好评。而他的每一次身份转变,都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1969年元月,21岁的王岐山和两万多名北京知青一道,来到延安冯庄公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多年后,据《京华时报》报道,王岐山对这段艰苦的生活仍记忆深刻:“后来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辘辘饥肠无从安慰,山村生活整日劳作也清寂单调,读书是当时不多的休闲方式之一,王岐山尤以此为好。王岐山所在的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至今记得王以石板为桌看理化数学,其中一本“外国经济方面的书,”曾引起村民的特别关注。

据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曾采访习近平的文章记述,这本“外国经济方面的书”是王岐山从习近平那里“顺”来的。习近平曾和王岐山同期在陕西下乡,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时,曾在王岐山处借宿,随身携带的一本经济学书籍被王留了下来。

读书的爱好一直伴随着王岐山。出任北京市长时,王岐山公开称讨厌听别人讲套话,“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他尤其偏爱历史和西方经济学。

1971年,闭馆5年的陕西省博物馆重新开门,亟需一批讲解员,王岐山等10名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被挑中后前往西安,在讲解员的岗位上工作了6年。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11年,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与老友们叙旧,谈起博物馆的碑林时称:“让我现在去讲碑林都能讲。”

在博物馆工作期间,王岐山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这一时期,王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参加当时在西安的地下读书会。在“文革”后期,不少城市都有“内部书店”,一部分高级干部享有在此类书店买书的特权。“读书会”成员中不乏高干子弟,因此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读书会”的成员往往能接触到常人看不到的“内部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葛岩当年同为“读书会”成员,“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歧山为要好的朋友。”葛岩回忆,王岐山曾约两人见面,以期化解矛盾,但未能成功。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王岐山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早在插队时就已显露,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也曾向媒体透露,彼时“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

葛岩认为,王岐山身上有一种“人际亲和力和强烈的政治兴趣”。“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之际,葛岩在其纪念文章《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中写道:“在当时西安对政治感兴趣的青年人中,王歧山是敏感政治新闻的重要来源。”

1976年,“读书会”的伙伴们就是从王岐山处首先得知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当时中央文件尚未传达,于是众人到饭馆“饮酒至酣”。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的清明节,王岐山和“读书会”的朋友们就曾来到西安新城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这在“四人帮”尚掌握大权的当时,是颇具风险的“反革命事件”。

对话中南海的“四君子”

1979年底,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工作。 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的朱信泉曾对媒体描述,王岐山是“一个热情、肯干、非常外向的年轻人……学了四年历史,基本功不错。”

据《京华时报》报道,当时王岐山被分到了编纂《民国人物传》的小组。期间,他先是参与修订《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与作者贺觉非一起花了近半年时间将书稿敲定。之后,王岐山接着参与到《民国人物传》的编纂中。“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朱信泉曾如此评价。

1978年8月,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出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姚依林出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就在这一段时期,王开始将一部分注意力从历史研究转移到改革和经济问题上。

当时,中国长期积累的各类国民经济问题开始显现。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感到迷茫,也存在分歧。1979年,全国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若干个“大钢厂”,“大跃进”中打了鸡血一样的时局隐隐可见。

这些急躁的政策,引起了社科院研究生黄江南的注意。当时在社科院的学生中,流行着一种小型沙龙,十来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就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批研究生黄江南、朱嘉明,以及后来的社会学家李银河

“(在“文革”结束之前)从7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小圈子。”李银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气氛非常禁锢,“国家乱成那个样子,大家在圈子里会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当时圈子里最热门的书,有乔治·奥威尔的《1984》、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在黄江南的记忆中,那时的讨论轻松愉快。“大家连玩带讨论问题,甚至还放个录音机在亭子里,大家一块跳舞。”

“文革”结束之后,这些小圈子迅速活跃起来。提起当时的年轻人,李银河形容为:“简直就是群情激昂,在压抑了10年之后,有解放的感觉,觉得中国有希望了。就是这样一种欢欣鼓舞的气氛。”

此后,黄江南结识了《农民日报》的记者翁永曦,翁将他的一帮朋友也带进了这个圈子。这些年轻人约定时间举行了三次讨论会。未曾想,由于口口相传,讨论会的影响力日趋扩大。第一次只有三五十人,第二次上百人,第三次则达到近千人之众。许多人慕名而来,彼此相互不认识。黄江南形容这样的相逢和聚会为“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

在讨论会上,黄江南对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的分析勾起了李银河的兴趣:“我们当时认为,80年代初,中国可能要出现一次结构性的经济危机。这个很重要,但是咱们小老百姓议论也没用,要让领导同志知道。” 于是,她把王岐山介绍给黄江南。

王岐山与黄江南等人聊了一次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黄江南对王称赞不已:“岐山这个人,他不学经济真是可惜了。他异常聪明,对经济知识的吸收和理解非常快,第一次听就懂”。王岐山很快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

于是,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一行四人在北京车公庄附近的市委党校租了一个房间,在里头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这篇题为《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的报告中,四个年轻人“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为了这份报告,黄江南遍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经济数据,并得出结论:“58年、60年不是自然灾害”,而是“社会主义周期性的短缺危机”。如果不立即采取调整政策,那么过去的危机将有可能重现。

在报告中,王岐山主要负责分析危机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他是学历史的嘛,任何一个政策,都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黄江南说。

报告完成之后,王岐山首先向姚依林做了汇报。此后,姚又当面听取了几位年轻人的阐述,深感此事重要,于是将报告转给了陈云。陈云批示:“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

这份报告最终转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处,赵在中南海一个会议室接见了他们。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赵紫阳在见面之初,这样对他们说。实际上,这次对话发生于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这次接见被后来人称为第一次“老青对话”,参与对话的,除了赵紫阳和三位年轻人外(朱嘉明此时在安徽参加改革会议,不在北京),还有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高层官员,包括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人。

黄江南做了主报告发言。“我们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的。”多年之后,黄江南对《中国新时代》杂志的一次访谈中谈及此事,笑道:“我们当时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的规律。”

这些年轻人尝试着告诉国家的掌舵者们:社会主义是有经济危机的。当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认知。以至于时任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当场批判他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因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他当时做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发言的宗旨就是说,你们年轻人,理论都没学好,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有经济危机”。在黄江南的回忆中,薛暮桥的发言最终被赵紫阳打断了,“你甭说了,我们不是听你说,我们听年轻人说。”

黄江南认为:“过去的领导层里并没有反对市场经济的。陈云也好,姚依林也好,发展市场经济是共识。只不过是进程的快慢问题,所谓稳健一点或激进一点。从骨子里面,没有一个人反对市场经济,也没有一个人要坚持计划经济。我们说的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其实应该说是稳健派和激进派。真正的不改革派是没有的,我从来没见过陈云说要反对改革。”

王岐山那时就提出“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二十多年后,王岐山在北京应对“非典”危机时,也是如此行事的。“要告诉大家,我们有困难,来了困难大家才不会怨恨。”

这次对话后不久,《人民日报》在1980年的元旦社论中,提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中国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黄江南如是评价。 在那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年代,这次与中南海的直接对话,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激励。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参与国家的变革。“应该说我们的意见当时中央听进去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国策上从大发展转为大调整。从发展政策变成危机对策。”

从此之后,四个年轻人就经常凑在一块讨论研究、写报告。从生态、农业,到经济体制改革,无所不谈。“因为中央领导都比较认可,凡是我们送的报告,他们都比较重视。所以这个报告就成了一个系列,就叫‘四签名’。后来也不知道谁就给改成‘四君子’了。”

“四君子”名气越来越大之后,各部部长不时会带着一些司长请他们去做报告、提建议。

1980年夏天,黄江南和王岐山来到广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请他们为广东的经济改革出主意。于是二人着手开始调研工作,花了大量时间与省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座谈,并走访各县、市及农村。

“广东每个厅局的一把手带上各个处长,都来给我们汇报。我们当时给他们发提纲,就是问卷,让他们先做功课。做完功课他们来对着我们讲,我们就提问,一个个回答问题。”

紧张的调研之后,两人开始着手起草报告。当时的广东正值盛夏,“我和岐山热得呀,那会儿也没有空调,就光着膀子趴在瓷砖地上,瓷砖地凉快点嘛。在小凳子上写,小凳子放在电扇底下,我们俩就趴那写。”

报告完成之后,任仲夷召集所有负责经济的省长、副省长和厅局级干部至省委招待所开会,由黄江南和王岐山对报告进行说明介绍。

“我们提出要重点依靠香港这个窗口,引进管理和技术,发展外贸型的经济结构。七山一水二分田嘛,广东省农业要以发展出口型产品的农作物作为方向。”

后来广东省的发展进程,与这份报告基本吻合。但在这次会议上,王岐山和黄江南还是受到了尖锐的质疑。“我们说广东粮食不用自给啊,不用以粮为纲啦,进口也行,内调也行。广东地少嘛,要改成为出口服务的,要提高它的价值。”

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交通阻绝,广东省曾发生过惨烈的饥荒。饿殍遍地的景象给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广东省领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当时就有领导提出“以粮为纲绝对不能动”。会上,还有一些老干部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投机倒把现象深恶痛绝。“有痛哭流涕的,老同志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

对此,王岐山和黄江南提出了“改革污泥期”的概念。“改革首先要走出第一步,一开始肯定会有一些泥沙俱下的时候。莲花只有顶破那层污泥出来了,才能开出秀丽的花朵。要是想从一开始就干干净净的话,那改革就没法搞。这个成本我们要允许,不能因为有这些我们就不动了,就不改了。不干净我们也要改。”

田埂上的改革者

在1984年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主要停留在农村,涉及城市的改革相对较少。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知识青年对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在成功举办了几次讨论会之后,为了更好地研究改革问题,年轻人们筹划着成立一个机构。“大家一合计,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黄江南回忆。

当时农发组的成员以学生为主,其中包括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以及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作为一个由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机构,农发组还得到了两位中共高层人士的支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一位支持者是邓力群,另一位则是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两人亲自参加了农发组的成立大会,虽然所谓“大会”也不过只有三四十个回城知青。

经过邓力群与国家计委的沟通,农发组被挂靠在社科院农经所,经费则由农委发放。

1981年,农发组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开始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这份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改变了中国,文件中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自此合法化,人民公社在政策层面被瓦解了。

此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两套班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原有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则被撤销了。

农研室由于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又被习惯地称为“九号院”。

1982年,由于杜润生的赏识,王岐山被借调到农研室。他在九号院一呆就是7年。

九号院里曾流传着一个调侃“四君子”的顺口溜:“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黄江南对这一调侃并不以为然。在他的记忆中,每当需要打印文件,或者送报告,王岐山就主动跑腿。“他经常说‘这事我去’。只不过是不摆架子,小事他也干。不能因为这个就说这是‘腿’。这都是外面人调侃的说法。”

“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是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翁永曦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回忆,这辆引人注目的小摩托是王的亲戚所赠,在当时给了王岐山很大的帮助。

王岐山在农研室的工作主要是安排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赵树凯当时在农研室任办公室秘书,在他的印象中,王岐山“广泛交往”并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先是担任联络室成果处处长,很快又被提拔为该室的副主任。

《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记载了张少杰的回忆,农研室设立联络室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保持与农发组的沟通,安排农发组的年轻人进行一些农村调研。“农研室有什么项目,我们就接过来,然后拉上一帮同学一起做。我们那时没事就跑到王岐山的办公室,问他最近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他就会告诉我们,比如最近农村有这么一些事,你找几个人跑一趟怎么样?杜老最近要抓一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你们去调查一下吧,如此等等。” 在农研室的这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是年轻人聚会、讨论的重要场所。除了农研室的工作外,当时王岐山还积极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运动。当时广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就有王岐山的身影。

“当时刚刚开放,国外很多科学前沿,大家并不知道。”黄江南告诉记者,《走向未来》丛书的诞生就是为了“把全世界人文科学的前沿,用简单明了的方式,介绍给国内的青年。” 这套丛书致力于普及西方先进理念,其编委和原创书目的作者,大多是当时国内优秀的知识分子。丛书上市之后,各地纷纷抢购,不断再版。“这套丛书已经是现代中国人精神史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朱晓阳这样评价,“这是那个时期中国自由思想界的象征和中坚,其地位有些如《新青年》之于五四时代的人。”

1986年,农村发展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他依旧嗜书如命,喜欢给朋友们开书单。他当时推荐的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从明治时期日本打开国门、致力维新说起,一直叙述至二战之后在废墟上重建日本,并创造经济奇迹的整个过程。 据当时在发展所工作的王振耀所述,“读《激荡的百年史》,就是要提醒大家日本在现代化中走过的哪些路我们应该避免。改革有了成就后,还会有危险,会遇到崩溃、战争,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前瞻性的问题。”

“他是在引导大家。”王振耀说,“他跟我们一块儿学,听我们每个人发言。他一般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和大家针锋相对,而是会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王岐山并不拘泥于改革与保守的标签,“而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

在王振耀看来,在王岐山手下工作非常舒服:“发展所里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一篇署他的名字,他参与讨论、起草,但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现在有些领导写文章愿意署名,领导一署名,底下人怎么署?领导署在最前面,那些写得多的人署在他后面?王岐山有他的领导方式,他不署名,反而大家好署名。他很自觉,(各方面问题)他都给你考虑到了。可能外面人看来,王岐山很凶,很狠,但我们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很舒服。”

王岐山以自己独特的工作风格和组织协调能力,带领着发展所的年轻人,激发他们的思考。并把他们的主意向杜润生汇报,落实到农村的改革中。“他知道你思想的价值。”王振耀感慨道。“他从那时候就不愿意说一些套话,一直到他当省委书记以后,还是讲话不打稿。”

王岐山处事的特别之处,还可从另一件小事中窥一二。有一次,王岐山和黄江南一起到河南省某县,县里的领导招待他们。河南省有“灌酒”的风气,餐桌上,该县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

“要一般人就说起来起来,就喝了。岐山呢,就不喝。他不是完全不能喝,但是你以这种方式胁迫,他就不屑一顾。他说,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黄江南至今回想此事,仍颇感惊奇。“王岐山继续和其他吃饭的人谈笑风生,留他一个人跪那。”

如此场面让黄江南倍觉尴尬,因此他主动提出替王岐山饮下此杯。王岐山却不同意,只说“他喜欢跪就跪去”。最后这位办公室主任只得起身。

“不买账,你愿意跪就跪着,我理都不理,我不但不喝,我也不劝你起来。”黄江南说,“他经常会有一些超乎寻常的处理方法,我想一百个人里都不会有一个人这么做。”

莫干山上的大旗

“包产到户”的开展,使得中国农村的局面大为起色。1983年,农民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人们对国内的改革前景更加乐观。但是城市的改革却进展缓慢,保守势力仍较强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颇为谨慎。

在此背景之下,活跃在改革前线的年轻人们,认为有必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一方面研究城市经济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处于北京之外的优秀青年,有机会参与到北京日渐高涨的青年研究大潮中。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召开这样一次全国性的改革大会,是要承担一定政治风险的。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曾召开过一场旨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温元凯语)的会议,这次被民间称为“改革者大会”的会议,由于锋芒毕露,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 “改革者大会”之后,再召开全国性的同类型会议,便显得异常敏感。为了规避风险,增加合法性,会议的组织者们想到了采用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方法。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刊登了一条两百字的简讯,作为会议征集论文的启事。简讯称,会议由《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也加入了联名的行列,可谓声势浩大。

“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单纯,纸媒的认可度高,大家认为只要是报纸上报道过的肯定是正确的,这对我们取得更多人的支持非常重要。”黄江南坦承道。

这次会议被命名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时任浙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佑成表示愿意提供杭州德清县境内的莫干山,作为开会的地点。莫干山会议沿袭了之前“北京青年改革者”圈子内“英雄不问出处”的规矩,采取“以文选人”的方式。在评选论文的过程中,提出“五不讲”,即: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

只要论文被选上了,就能上山参加会议。“从现在看,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都意味着人生最大的一次机遇。”黄江南称。从6月12日开始全国征文,到8月15日两个月间,会议组织方收到了来自全国的1300余篇论文,平均每日二十余篇,作者遍布各行各业。会议筹备者们最终从中选出了124名代表参会。其中最年轻的,是来自西北大学的张维迎,当年他只有24岁。

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王岐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著名经济学家华生也曾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莫干山会议“最主要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王岐山,那时他是杜润生手下的“大将”,80年代初我们都是从他那儿领出差费到农村去调研。” 有政府背景的人中除了王岐山,上山的还有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孔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政府对莫干山会议的姿态。莫干山会议从9月3日到9月10日,前后历时8天。参会者上山时不能带着论文,只身上山,以防止念稿。由于会程紧凑,思想碰撞激烈,参会的年轻人常常从白天一直激辩到晚上,精神持续亢奋。长会开完之后,许多人都生病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是价格。会议上,围绕价格改革的争论最为激烈。代表们分为“以调为主”和“以放为主”的两派,“调派”认为当前只应该通过测算,进行稳健的价格调整,“放派”则坚持放开价格控制,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会议之后一共形成了八份专题报告。其中,作为国家体改委“笔杆子”的徐景安,由王岐山点将,执笔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10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这份报告,由此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一个多月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此前讳莫如深的“商品经济”概念,突破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束缚。

自此,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开放前线的金融专家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此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刚刚起步。这并非王岐山首次接触金融,早在发展所时期,为了启动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王岐山就曾与世界银行洽谈数亿美元的贷款项目。最终成功说服世界银行,将这些贷款给了中国。 从1989年,王岐山出任建行副行长,并在此后9年里一直在银行系统中工作,这是他迄今为止在同一性质领域工作的最长时间。

在此期间,王主导了与美国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协议,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银行系统的这段长时间积累,使得王岐山对金融领域建立了深刻了解。但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在广州省委、省政府任职期间经手的“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案。

1997年,王岐山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其时,香港正处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中,股市地产大跌。而作为香港的“后院”,广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王此时赴任,颇有“救火”的味道。

“对于借债问题的影响可以说最大。大环境好的时候,银行轻松把钱借给你,大环境坏的时候,银行就不得不逼你还钱,即使如此,金融业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卢瑞华在2006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是回忆。

“广国投”的全称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中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由广东省政府全资所有。1983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享有外汇经营权。1989年被国家主管部门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

在此之后,广国投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融资额总计50多亿美元。和当时的其他“窗口公司”一样,广国投的地位暧昧,一方面,在法律上,它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浓厚的政府背景。而其大量的外海融资,正是建立在其政府背景之下的。

这种尴尬的处境,源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转型。

1999年,王岐山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这样描述“窗口公司”的形成:“中国早年从计划经济体制走上改革之路,不可能有独立的企业信用。当时要向外借债,只有一个信用,就是国家的主权信用。政府还指定中国银行为唯一的对外金融机构。后来通过放权,冲破原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体制,就把国家的对外信用也分解开来,放出一批‘窗口公司’”。

“窗口公司”的债务虽然不具有主权债务的性质,但是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往往被国际金融市场视为风险较低的债务,而被广泛接受。在国际债权人眼中,中国企业从来未曾不还外债,这种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使得中国企业成为了他们的“理想客户”。

在当时的环境下,“窗口信用”确实为许多企业和项目的发展筹措了资金。广国投和“粤海”得以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离不开“窗口信用”。

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企分离成为必然趋势,公司日渐走向独立。此时,“窗口公司”的债务,实际上已失去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担保。但作为过渡手段,地方政府仍存在违规或违法开具担保、承诺或“安慰函”的情况。以至于一些外国金融机构将上述“担保”视作政府信用或主权信用。在放贷时,并没有对借款企业或项目进行严格评估或审核。

在广国投破产之前,中国已有“中银信”、“中农信”和“中创”等三家信托投资公司倒闭,但此三家公司所拖欠的外债均有政府出面进行偿还。因此,“窗口信用”并未随这些公司一并破产,反倒被进一步强化了。

“当时有种错误的想法,即海外银行借给中国国有企业的钱,认为这钱是由政府担保的;而企业也认为,向政府借的钱或由政府担保的钱就可以不还。当时规则不明确,所以借和贷双方都有责任。”卢瑞华说。

及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之自身的管理不善,广国投陷入了外债支付危机。其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68.23%,严重资不抵债。而另一家“窗口公司”—粤海集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经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粤海资不抵债91.2亿港元。

王岐山在广东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广国投和粤海的巨额债务。两家“窗口公司”的债务,不仅远超其自身资产总额,亦在广东省政府的支付能力之外,其中广国投的债务相当于广东省政府财政收入的30%。更何况当时面临债务支付危机的窗口企业,远不止广国投和粤海两家。曾有学者估计,当时中国企业在香港的国际债务总额,可能超过800亿美元,相当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储备的60%。

对于王岐山而言,重新立规矩的时候到了:“由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充当负债主体和投资主体、由政府在投融资过程中扮演主角的时代,在相当的市场领域必须结束了……以地方政府为背景的‘窗口公司’融资模式,必须从体制和游戏规则上改弦更张”。

经过深思熟虑,广东省政府作出了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的决定。这个决定让国际债权人大感意外,他们原指望中国政府会为广国投和粤海全额偿付所有外债。

由于债务规模巨大,牵涉到130多家境外债权人,其中包括一些当时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若处置失当,中国企业的国际信用将受损,负面影响极其深远。

面对这一局面,一方面,王岐山采取强硬手段,向外界传递了坚定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对广国投破产的处理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另一方面,也积极向债权人解释广国投的信用不等同于主权信用,其“政府背景已被稀释,接近于零”。

1999年,广国投正式进入破产程序,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境内外共有近500名债权人申报债权。此案历时4年,最终破产清偿率为12.51%。通过广国投的破产,王岐山以具体案例,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即国有企业独立经营,政府不再对企业债务负责。

而对于粤海集团,王岐山则采取了重组的策略。据其本人所述,原因就在于“粤海是境外集团公司,涉及五家上市公司,我们要考虑香港市场的稳定”,并且,粤海资不抵债的程度要小于广国投。

经过与境外债权人漫长的讨价还价,2000年12月,粤海公司的巨额债务实现重组。平均削债率达42.78%,重组后的资产负债比例为67%,与之前相比已有明显改善。因此,这一重组项目也被《国际金融评论》评为2001年“亚洲最佳重组交易”。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广国投和粤海案只是广东所面临挑战的一部分。当时,广东省的金融机构普遍面临支付危机,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挤兑现象。

1999年11月,“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成立,王岐山担任组长。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遗留问题,广东省向中央银行借款380亿元,在一年时间内,对数以千计的中小金融机构,实施了停业整顿。

卢瑞华回忆时说道:“当时向中央借钱是一个非常果断的措施,当时朱镕基总理是支持的。时任广东常务副省长是王岐山,他是银行家,他懂得这一规则,他提出来向中央借钱,我赞成。”

2000年至2001年,广东省税收增加700亿元,中央的借款提前还清了。

“非典”疫区的“救火队长”

2002年,王岐山来到海南,出任省委书记。在任期间,王岐山改变过去“工业立省”的思路,提出“生态立省”的规划。

黄江南对此颇有感触,“所有的省委书记、省长,一般来说都要追求GDP,追求业绩,追求产值。他呢,就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是从海南的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出发。哪怕自己在任的时候业绩不那么辉煌。”

“这就是一个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

2003年4月20日,在海南上任还不到5个月的王岐山,被突然召回北京,出任北京市代市长一职,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这次他要处理的,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金融事务,而是传染病疫情。此时的北京,因为“非典”病例大量激增,而人心惶惶。

20日这天,北京“非典”确诊病例从37例激增至339例。早在4月3日,中国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卫生部长张文康曾表示,“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并说:“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4月4日,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率先披露北京瞒报“非典”疫情,国际哗然。

4月20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开了“非典”的真实情况,同时将张文康免职,之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也引咎辞职。

王岐山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被“空降”到了北京。在急赴北京的第二天,清晨8点零5分,王岐山就来到北京急救中心指挥大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站。他一语不发,只是观察。王岐山面前,是一盘危局。

已退休的呼吸道传染病专家朱宗涵医生,被紧急任命为北京市“非典”防治专家组组长。王岐山出任代市长后,朱宗涵接到了让他去市委开会的通知。会上,王岐山和众人讨论了防治“非典”的初步方案。

“刘淇和王岐山都强调,必须把病人死亡率尽快降下来,每天都有人死,老百姓安能不恐慌?”十年后,朱宗涵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每天都有人死”,朱宗涵并没有危言耸听。王岐山上任第九天,病例数就从339例暴增至2705例。由于恐慌,市民中已出现抢购、囤积物资的现象。在4月24日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岐山提出:“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 “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这是王岐山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执政理念。

他相信,透明和公开非但不会加剧恐慌,反而能够安抚人心。他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的惯例,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因此,尽管北京感染“非典”的病例和死亡人数比此前成倍扩大,他依旧坦然:“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当时WHO(世界卫生组织)的驻华代表则评价他“喜欢说实话”。其实,王岐山与WHO官员的第一次会面,气氛并不轻松。WHO的官员对于此前北京隐瞒疫情,非常不满,提出了批评。王岐山回应道:“你不满,我比你更不满,我了解的问题比你知道的更多。但当务之急是,我们要真诚合作,一起把北京的SARS控制起来。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了,等以后再总结吧。”

在与WHO的合作中,中国的官员也开始学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这原本是WHO媒体组提出的建议,得到了王岐山的支持。北京市政府邀请了国外的专业培训机构,对“非典”指挥部的媒体工作进行培训。此类培训在中国尚属首次,开创了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媒体的报道中不难发现,“说句实话”似乎是王岐山的口头禅。4月30日上午,王岐山出席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会后,他在接受央视半个小时的采访中,一共说了18次“说句实话”、“说实在的”。

在“非典”期间,他一反常态地保持高曝光率。他甚至对记者开玩笑道,希望能在自己的办公室安装一台直播电视。这样,市民们就能知道他在做什么了。“你们的市长知道你们的事;反过来,你们市长愿意把事告诉你们。”王岐山说。

在王岐山的指挥下,北京“非典”防治工作逐渐有了起色。5月12日,“国际护士节”,王岐山亲自拨通“非典”热线,问候留守120指挥大厅的志愿者。5月19日,北京新增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6月8日,北京新增“非典”病例为零。

6月24日,王岐山到任第65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将北京排除出疫区名单。

大城市治理,并不是王岐山仕途的最后一站,此后,王岐山又经历了多次身份转变,他因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出任北京奥委会执行主席,被人们称作“奥运市长”。2008年王岐山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金融领域主持工作。

2012年,王岐山再次变换了脸谱,执掌中纪委。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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