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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伟:公众对食品安全了解不足且过度担忧

2012年08月13日09:41中外对话 徐楠 周维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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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办政策法规司处长王国伟告诉徐楠和周维公众对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了解不足且过度担忧。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政策法规司处长王国伟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迫切需要以科学的精神予以界定。世界各国食品工业所遇到的共性问题,国内也存在,而且将进一步暴露;中国食品产业自身小、散、乱的特性,导致人为引发问题的比例较高;同时,更要看到有些问题并不属于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而是假冒伪劣、以次充好、消费欺诈等市场秩序问题,应将其从食品安全问题中剥离出来,使监管力量更多投入到对健康风险的治理中。徐楠、周维作了深度访谈。

中外对话:与国外相比,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有什么特点?

王国伟:发展现代农业和食品工业,一方面给人们带来福利,另一方面也必然导致食品安全的风险。微生物污染、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天然毒素、有机污染物、人为添加有害物质等问题,在世界各国都有较高的发生频率。美国每年1/6人口罹患食源性疾病,其中3000人因此失去生命。

这些问题在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而且我们还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中国的食品生产小、散、乱,市场秩序不完善,社会诚信机制不健全,虽然搞了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配套的规则意识不健全,这使得生产经营者质量安全意识薄弱,人为故意制售有害食品的问题较多。

但是,我要着重强调的是,国人对食品安全的认识还很不够,甚至可以说“避重就轻”,对假食品安全问题议论纷纷,而对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知之甚少。“染色馒头”之类的假冒伪劣问题,欺骗了消费者,但没有健康危害,而且随着治理和市场秩序的完善,总是一种阶段性的存在。但食品工业伴生的食品污染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假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社会情绪,使监管部门疲于应付,制约了技术力量的建设,甚至影响了某些制度的科学性。这是需要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监管部门应负重致远,有更大的责任担当,埋头苦干、真正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措施。

中国食品产业小、散、乱,是“成长中的烦恼”,但另一方面,西方食品工业高度垄断,也带来了监管无力、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隐患,这两种形式各自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规划食品产业发展中,应考虑多元化和规模化的平衡点。至于谁的监管程度好,哪里的食品安全风险低,其实没有多大可比性。看看《舌尖上的中国》就明白了,因为中国食品太多太复杂,特色小吃的种类数不胜数。即使搞大企业,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小作坊,这是中国饮食文化自古以来的特性所决定的。

中外对话:您怎样概括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基本现状?

王国伟:中国食品安全工作面临四个“不一致“:

第一,问题多发,与人民群众对保障食品安全的要求不一致。

第二,食品安全的监管力量和监管需要不一致。监管体制机制需要改善,特别是监管硬件非常薄弱。中国监管人员一共10.6万,而合法企业就有1000万户,这还不包括小商小贩和2.8亿农户。中国的监管工作必须要借鉴国际规律,从产品抽检、事后查处这种外部监管,转变为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为依据,以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执法检验互为支撑,生产过程监管和产品监管相结合的综合监管,要走科学化和专业化的监管道路。食品安全监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的工作。而我们现在这方面的力量非常薄弱。

第三,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识和它的现状之间的不一致。其实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严重到什么都不敢吃的那种程度。我们还没有爆发过去年德国、今年美国那么大范围的食源性疾病。媒体揭露了许多食品安全问题,但也有相当部分被证实是子虚乌有。我们欢迎媒体加强舆论监督,但是还要更加准确、客观,说句开玩笑的话,恐慌情绪对人的健康危害甚至要比一种有害食品还要大。

第四,关于食品安全的舆论环境和维护社会和谐的要求不一致。食品安全风险不论多大,它就是一个具体的专业问题,是监管机制顺不顺、技术力量强不强的问题。而现在有一个不好的倾向,把它作为社会问题来谈论。60年安定的生活,似乎让我们淡忘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是怎么度过的,战乱、动荡、政权更迭不会让我们有闲情逸致谈论食品安全之类的生活质量问题。围绕食品安全,所有一切讨论的根本立足点应该是推动建设性地解决问题。中国的和谐稳定是人民之福。

中外对话:造成“不一致“的关键性原因是什么?

王国伟:第一,发展阶段的原因,刚才提到的产业素质、诚信环境、市场规则等。当然我们的监管效能本质上也是针对这个原因。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起步晚,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第二,对食品安全问题,大家觉得很突然。其实很多问题以前也存在,比如糖精,零食中的色素等等,以前人们没有去关注它,现在社会一下子集中关注,给人们强烈的心理冲击。

第三,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更重视了,都开始寻求健康和安全的饮食,人的生命得到了更大的尊重。

第四,媒体报道和舆论倾向的影响。报道受人关注的事,这是媒体的作用。但媒体报道会对公众产生两个舆论传播效果:一个是自动的纵向联想,在每次一个事件发生后,媒体和公众会自动联想起历史上发生过的其他类似事件,并要求当前的事情为历史上的一系列事件买单。另一个是横向联想,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问题,各地的人们都会有情绪波动,担心自己吃的东西会不会也有问题。

中外对话:中国政府如何看待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工作是如何确立的?

王国伟: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用30年时间迅速解决了食品供应量问题。解决温饱以后,食品安全问题却呈现出来,在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引起社会空前关注,成为热点、难点问题。对此,政府也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

1993年中国推行的《食品卫生法》,主要从卫生角度着手,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对食品安全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法律法规所关注的问题和现在有本质的区别。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是食品安全问题爆发的标志,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是政府工作力度加大的标志。从那时开始,中国政府开始进入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的阶段。

中外对话:“多龙治水”、多头管理的格局,一直是困扰中国综合管理的现实因素,并且具有较强的惯性。就食品安全问题来说,中国的哪些机制或工作体系需要改进?

王国伟:目前政府加强食品安全工作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在原先保障供应的目标下,建立的这套管理体系要改变。以前是农业部门管农产品生产,质检总局管食品企业,食品药品监管局管饭店餐饮,工商总局管市场销售,这种分段式的管理是要改进的。它造成食品监管上的摩擦成本,无法从根本上形成全程监管的格局。所以现在成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把几个管理部门统筹起来,出现问题一起处理,综合协调。当然这是不是彻底,是不是还要进一步整合监管资源,理论界在探讨,有关部门也在研究,体制机制的改革需要先有共识、并积极稳妥的推进。

二是加强监管。从2009年《食品安全法》建立,确立了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制度,到2010年食品安全标准评审委员会成立,到2011年成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我们食品安全的专业监管、技术监管的工作才刚刚起步。

比如对一块巧克力,我们需要预先制定一些成分的标准,根据指标进行执法检查。如果超过这个标准,我们就认为它是不安全的。但即便企业完全依照工艺流程生产,也不可能保证完全的达标,因为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污染。因此需要给问题食品留有一个允许存在的量,超过这个量我们就要处罚它。这需要制定科学的标准。

但对于有些意想不到的物质还是无法检验出来,食品安全监管无法穷尽所有的不良物质。政府每年公布一个黑名单,叫做“易添加的食品有害物质黑名单”。根据物质品种判定哪些物质加入食品会对企业造成利润,然后制定检验方法,市场研发监测仪器,政府采购,形成新的执法手段。这些东西进入执法标准,才能变成监管效力。

执法检测是对企业处罚的依据。2011年政府成立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则是在执法体系之外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它在全国布设了很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点,现在每年获得40万个监测数据。它跟其他检测有所不同,没有指标限制,它的仪器非常灵敏,随机抽样,与医疗结构联系,不作为执法依据。它是用于总结分析的。但是目前风险监测还非常薄弱,将来则是发展的大势所趋。

另外,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体系。我们现在对食品28大类全部建立了准入制度。对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新原料的安全性建立评估制度。任何食品出厂,都需要进行正规检验。此外,国家监督抽查制度,密度和频次在逐年加大。一系列制度保障了我们从正规渠道买到的食品是安全的。但只能保障在国家控制指标下是安全的,是相对的安全。

中外对话:对于中国的应对食品安全工作,是否有可供预期的时间表?

王国伟:国务院刚刚发了文件,是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用五年时间建立一个科学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成立监管队伍。但要真正实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好转,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且,有必要确立这样的科学认识: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

徐楠,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总编。

周维,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助理编辑。

本文为欧盟-中国公民社会对话项目系列文章,其转载编辑和翻译由中外对话和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完成,欧盟和英国大使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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