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秘书 躬逢其盛
1981年1月，“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出缺，希望延揽一位年轻海外学人出任。当时经由第一局前局长周应龙先生的推荐，马纪壮秘书长及张祖诒副秘书长属意找我。我原计划毕业后留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后返台，到政大法律系担任副教授，后来决定接受“总统府”的工作后就把实习时间减为半年，在1981年9月回到台湾。政大教职也改为兼任。
我在9月17日开始上班。约两个月后有一天，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Charles T. Cross)邀请马纪壮秘书长中午到他天母的寓所用餐，马秘书长带我去作传译(顺便替经国先生测试我的口译能力)，回来之后没多久经国先生就召见我，这是我回台后首次见到他。那年他72岁，我31岁。
经国先生对我说，要我做他的英文秘书，并告诉我，因为现任的英文秘书宋楚瑜先生已出任“新闻局长”多时，公务繁忙，实在难以兼顾。经国先生还叮咛我在接任前，要多向宋局长请教。我立刻遵办，向宋局长请益英文秘书工作的要领。就这样，从1982年1月1日开始兼任秘书，负责传译工作，并处理经国先生的英文函电。
记得第一次上阵，我有点紧张。走到经国先生与外宾之间的小板凳坐下的时候，因为身材较为壮硕(那时体重近90公斤，是我一生中最有“份量”的时候)，膝盖顶到小茶几，差一点把茶杯撞翻。我当时尴尬得不得了，心想第一天上工就出状况，真不好意思。后来秘书室卢守忠主任告诉我，经国先生特别交代他把小茶几与板凳间的空间拉开一点，以容纳这位新来的胖秘书！
担任经国先生的传译工作，不算太难。因为经国先生本身也懂英语，而且他说话不疾不徐，相当清楚。经国先生虽有浙江口音，但不浓厚。我担任传译6年，只有一次听错。那一次经国先生谈到苏联里海边上的城市巴库(Baku)，我听成“白宫”，还好立刻发现跟上下文兜不拢，马上改正。又有一次，一位美国众议员开口用俄语问经国先生问题，显然他想引诱经国先生说俄语。经国先生不为所动，回头对我说:“你请外宾说英文。”我遵办后，那位外宾才死心，改用英语。
这6年间，我陪见的外宾有数百位，越做越顺手。两年后增加了一位记录，就是空军武官葛光越上校(后来他奉派到法国接幻影2000-5战斗机返台，成为空军幻影战斗机联队的第一任联队长，后来做到空军副总司令退伍)，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他来了之后，我的工作负荷减轻不少。经国先生那时候健康情形变差，已极少下乡访视。他刻意减轻我整理纪录的工作，我想是为了要给我其它历练的机会。果然没多久，新的任务就来了。
1984年6月，经国先生请沈昌焕秘书长通知我，接替陈履安先生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负责政党外交。我闻讯惶恐万分，因为当时我还不到34岁，家父也还是中央党部考纪会副主委，在形式上成了我非直接的部属。当然，经国先生的安排，主要考虑是为刷新国民党百年老店的老迈形象。他用心良苦，我当然要勉力以赴。
我到中央党部以后，即经常与外国议员、学者及记者互动，说明党的政策或澄清外界误解， 举行记者会次数为历来最多，也经常参加国际政党活动，建立联系。同时，也透过这些国际政党组织举办的活动，见到许多外国元首与政要，每次回台都会在中常会报告，让大家知道国民党跟外国友好政党联系的成果。这项工作我做了4年，把友好政党数由40个左右增加到120个，也结交了数十位国家国会议员或政党领袖。1988年7月国民党召开13全大会时，我邀请了66位外国政党领袖来台，这是有史以来外宾最多的一次大会，可惜经国先生看不到了。
回想起来，当时我担任这项职务，透过外国政党联系，深入了解国际政治实务、国际政党组织与运作、台湾外交与侨务工作，与当前处境，是经国先生给我磨练的绝佳机会，我非常珍惜，也十分尽力。当年获得的知识、经验与人脉网络，到今天还受用无穷。
“经国之治”与台湾跃起
1972年经国先生接任“行政院长”后，开启了16年的“经国之治”。1972年到1988年，成为台湾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段期间岛内外局势异常严峻，考验接踵而来，但经国先生稳健地带领台湾度过每一次危机；经国先生也主导擘划十大建设，带领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每人平均所得从400美元增加到超过6,000美元，缔造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6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十大建设，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这段时间，我或在服兵役，或出国留学，并未亲身参与，故不在此深论。
1984年之后，是经国先生加速推动台湾民主改革的年代。从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解除报禁、开放党禁、“国会”改革等，我都躬逢其盛，参与规划，也见证了台湾民主发展非常重要的几个历史关键时刻。
一、解除戒严 开放组党
有一次，大约在1985年，经国先生突然找我去问:“‘戒严’英文怎么讲？”我说是“martial law”，意思是“军事管制”。他要我去查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意思，我查了5种国际著名的参考书，回报经国先生说“戒严”就是全面军事管制，有的还说，“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严就是没有法律)；经国先生听了，困惑地说:“台湾没有军事管制啊！”
经国先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的推断是:种种迹象显示，经国先生可能有意要解除戒严。果不其然，1986年3月底国民党12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治改革中，就纳入了“国家安全法令问题”的议题，其实这就是“解除戒严”的研究。
1986年10月7日下午4时，经国先生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及其友刊《新闻周刊》的记者，“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陪见。那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经国先生沉稳地告诉外宾:“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负责传译的我，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个人感觉犹如遭电流通过般的震撼，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解严在当时虽已在研究中，并不完全意外，但是解严毕竟是历史性的大事，当天宣布，还是造成极大震撼。而选在这个场合对国际大媒体宣布，让全世界都能知道，时机对象都挑得非常合适。9个月之后，1987年7月15日，“总统”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除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台湾脱离非常时期，回归“宪政”常态，终于迈出了一大步！为了纪念这段珍贵的历史访谈，我在台北市长任内的办公室，以及现在“总统办公室”外的会客室，都摆放当时见证这段历史的照片。
经国先生宣布解严后，各机关忙着制定“国家安全法”。有一天“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来问我，“到底将来管制的尺度如何拿捏？”几天后经国先生接见完外宾后问我:“有什么事吗？”我就向他报告，“新闻局”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能请示一下。经国先生说:“既然要解严，当然就是越来越宽，不能越来越严，我们绝对不能换汤不换药！”我就赶快告诉张局长，他听了很高兴。后来也印证了经国先生的谈话并非随兴所至。他说过“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那一次我很感动，因为他态度坚定，语气诚恳，一听就知道是真的要走向自由民主的大道，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