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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

2011年12月27日13:40书摘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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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2006年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工作之余,都要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找资料,恰逢徐庆全也在那儿访问,为他的有关丁玲的新书做资料补充和修改的工作,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丁玲,谈论围绕丁玲的风风雨雨。不久我就读到庆全的书稿《革命吞噬它的儿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立时发现这是一本非常有创意,有深度,以新的视角考察“丁陈公案”的学术著作。下半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正式决定出版此书,庆全嘱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虽应之,却也惶然,实在是因为丁玲的人生经历太复杂,围绕丁玲的一切也太复杂,不由得勾起我对自己“认识”丁玲的历史的回顾。

丁玲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基本命题

我知道丁玲的名字还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本旧杂志上读到姚文元一篇批判 “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长文,几十年过去了,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两点:丁玲有一个“反动思想”,叫做“一本书主义”;另一点则是,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自那以后,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不久文革爆发,在那混乱和知识贫瘠的年代,我通过各种努力去寻找书本,我读了包括丁玲的小说和散文在内的许多五四和30年代的文学作品。1970年,我又从一本旧刊《文艺报》上读到《再批判》和随刊登载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而此前看到的造反派编印的《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类小册子上明确写道:《再批判》为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亲笔所写。

1978年,我考入大学,虽然在历史系学习,但对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史一直抱有兴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听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还长期订阅一份《新文学史料》。丁玲复出后的新作如《“牛棚”小品》、《杜晚香》、《魍魉世界》等,我几乎都曾找来翻看。我还买了丁玲的文集、自传、游记和有关她的几种传记及研究论著,包括大陆、海外和国外学者写的不同版本。

我关注丁玲和革命文艺史,都是出自思考的兴趣,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当我读了丁玲一系列的作品后,我的困惑仍然没有得到解答:丁玲分明是一个左翼作家,为什么会被打成 “反党集团”的头子和 “大右派”?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为什么“革命”会和她一直“过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丁玲蒙受了几十年的苦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样,对“革命”作出反思等等?若干年后我再看丁玲,竟然发现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张力,如此具有戏剧性,她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

徐庆全的新书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都涉及到以上的问题,他的书的标题就是“革命吞噬它的儿子”。他所讨论的“丁、陈反党集团案”在丁玲的一生中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丁玲是共产党文艺高级官员,也是一位中外闻名的大作家;在这之后,丁玲从“反党集团头目”、“大右派”一直滑向北大荒,再沦为监狱的囚犯,下堕到黑暗的深渊。徐庆全的新著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详细考察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成因、丁玲的性格与“历史问题”与革命体制的冲突,丁玲被处罚的机制运作等等前人研究较少触及的方面,其所论述都具开创性,这是一本以专题和实证研究的方式,详细考察革命文学家与革命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革命政治运作等重大问题的力作。我在这里想就丁玲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再说一些话,权当是读了庆全新著后的一些感想。

革命新政治文化转换的文化意义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是1955-1956年轰动全国的一件大案,此案的公布离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不久,使全国知识界和广大干部群体大为震惊,也在国际上造成影响,因为丁、陈均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作家,尤其丁玲,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在文坛享有盛誉,一些作品还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流传。丁、陈以后都去了延安,丁玲在建国后更担任了宣传、文化方面一系列重要职务。丁、陈被打成“反党集团”后,“问题”升级,在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丁玲被送往“北大荒”劳改,文革中被投入监狱,1975年释放后又被流放到山西农村,一直到1978年后,才返回北京。陈企霞也被贬谪基层,先在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劳动改造,后调杭州大学,受难多年。

丁、陈为什么会遭如此之灾难?几十年来众说纷纭,众所周知,出面打丁玲的是周扬,自30年代初开始,周扬就在上海“左联”呼风唤雨,1942年后,成为毛的文艺理论的权威解释者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首席发言人。建国后,周扬统领全国文艺界十六、七年,不同资料都显示,周扬作为建国后“文艺战线”的头号人物,对50年代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文艺界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负有直接的责任,经他的手落难的文人不计其数,以致于海外长时间普遍把他看成是中国的“文艺沙皇”,国内文人则嗫于他的熏天的权势,不敢怒也不敢言。直到文革,毛饬封中宣部“阎王殿”的恶号,周扬被抛出,被扣上“阎王殿”“二阎王”(“大阎王”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罪名,周扬的“文艺沙皇”的形象也就被固定化了。人们普遍认为是周扬心胸狭隘,妒贤嫉能,利用权势和极左的政治大气候,一举把才华横溢的丁玲打入地狱。

人们的这种看法甚至还有更有说服力的历史依据:早在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学圈,周扬就有搞宗派主义,“唯我独左”,盛气凌人的特点,并曾受到鲁迅的尖锐批判,此更加证实人们的看法,于是人们对周扬反感、厌恶,而对丁玲抱有普遍的同情。

但是事实更为复杂。对于丁、陈的受难,周扬肯定要负相当大的责任,他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任把守一方,形同一路诸侯,对上奉命唯唯,对下则具有一个 “文艺总管”所有的“权威主义”的不良的方面,甚至有论者认为他对丁玲的文学成就也怀有某种程度的嫉妒。但是,周扬如果没有得到支持或批准,他怎么能够把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大作家丁玲打成“反党分子”和“大右派”?70年代末,周扬在与美籍华人作家赵浩生谈话时不无自谦地说道:他只是“毛主席的留声机”,许多人还以为周扬是在推卸责任,现在才知道周扬说的不完全是玩笑的话,如此,人们也能更好的理解周扬说过的这段话了:“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近十多年来披露的历史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周扬说过的这些话:把胡风等打成“反革命”,把丁玲、冯雪峰整到那个程度,“都与毛泽东说了话,写了批语有关。”(于光远:《周扬和我发表以后》,载《周扬和我》,第84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在“丁、陈”一案中,周扬固然有其严重的责任,但真正的决策者是他身后的最高领袖,就像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一样,不存在所谓“日丹诺夫主义”,有的只是由日丹诺夫同志宣达的斯大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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