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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引起部分台湾学者不满

2011年11月11日08:39时代周报龙婧 实习生 徐向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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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华民国史》在台湾遇冷引学者不满,主要是在这套书的最后一句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华民国的结束’。”吴景平。但台湾学者非常介意这句话,基本都向他表示过不满。

《中华民国史》引起部分台湾学者不满

蒋介石步出南京总统府。

《中华民国史》:与其说颠覆性强,不如说普及不够

历经40年编撰后,36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不久前出版。

这套继承了中国古代修史传统写法的通史,以纪、传、编年为主要形式,分为《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三部,用2100万字,记述了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55年的历史。

提出修民国史被打成“右派”

《中华民国史》的修纂要追述到半个世纪前。

1956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吴玉章等人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这一次,任务终于提上日程,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

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负责统筹民国史研究工作。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民国史的研究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东西。1978年以前,有关中华民国史的出版物都是中华书局用白皮书的形式出版的—白皮书是内部出版物,普通读者无法读到。

为了避免麻烦,作为中共权威党史专家李新从一开始就定调:“少写,不写中共。”随后,他给上面打了报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落到了书面文件上。李新要书面文件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尽管民国史此前多次提议编撰,但在14年前,近代史研究所曾有人提出修民国史,结果他们被打成了“右派”。

收集资料好几年之后,李新给这套书定了个调子,就是一切以史实出发。这在现在看起来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是件大事。“经历了各种运动,那个时候大家都养成了‘以论带史’的论调。研究问题不是先下手搜集资料,而是先确定立场,确定观点,然后再找适合自己立场、观点的材料,来证明自己先已确立的立场和观点。”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回忆。不过,李新希望摒弃这个做法,先从收集资料开始,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

为了安全起见,《中华民国史》一度被设想改成《中华民国兴亡史》,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民国史编写工作开展的头几年还处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过好心人担心引来麻烦,设想将来的《中华民国史》叫《中华民国兴亡史》。”

这依然避免不了纷扰。这套书的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说,从他们编撰工作开始,就不断有不少人质问“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

这让当时的近代史所压力颇大。到了1975年,更有领导要求民国史项目下马,李新只得以“编撰时拿到中央书面文件为由,如果下马也需要书面文件”顶了回去。

第一卷刺激了台湾

真正开始动笔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次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

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两册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一出来,就遭到了台湾方面猛烈抨击,认为政治色彩浓厚,评价有失偏颇。

这怪不得台湾“反应强烈”,因为“修史”这个工作从来不修“当代”只修“前朝”,一般来说,“修史”代表着一个朝代的终结,宣布修史者的合法与正当。更何况当时还是国家下令,召集体制内学者集体进行这项工作,更有“官史”的味道。

“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张海鹏回忆,台湾政界、学界纷纷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大陆开展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阴谋,要宣布中华民国的灭亡,是后代为前代修史,为此召开了许多座谈会,报纸上登了很多文章。

大陆这边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台湾的评论,文章大意是,大陆的民国史研究不是政治行为,是学术行为,是学者在开展中华民国历史研究。

大陆的辩解并没有被台湾接受,台湾学界政界纷纷上书当时的“国务院”。

在《中华民国史》又出了几卷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牵头、“教育部”出钱,历时10年修了《中华民国建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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