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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政治——向亨利希·曼致敬

2011年09月28日14:00随笔施京吾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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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索尔仁尼琴:“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与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成为文学的。”亨利希·曼是否令人有所触动?

本文刊于《随笔》2011年第5期

不久前,秘鲁作家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位小弟兄立刻发给我一堆略萨的作品目录,说:你看,他写得多好多好——我当然不会否认略萨有多好(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好),而且,我对他的某句话还颇感兴趣,他说“小说需要介入政治”,只是目前我并不打算关注他,我眼下关注的是人们不太容易想起,或者已经忘记了的德国作家——亨利希·曼。隆重而慎重地介绍一位过气的西方作家,对我而言,算是一次破例。

也许是我们太过热衷现代和时尚,也许压根就是我们的阅读品位下降,亨利希·曼在中国的“可阅读性”不知还剩几何,其名望足够潦倒,倘若再以“获奖”与否作为文学成就的评判标准,他甚至不如弟弟托马斯·曼,托马斯·曼以《布登勃洛克的一家》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

尽管亨利希·曼现在过气,并不意味他真的“不行”,他的代表作有《种族之间》、《臣仆》、《垃圾教授》、《亨利四世》、《首脑》、《穷人》等等。其中《臣仆》、《亨利四世》、《垃圾教授》堪称世界名著。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的作品被称“本世纪以来德语文学最杰出的作品”,而亨利希本人则是“创造我们全体的大师”。他并非浪得虚名。不过,文学成就仅仅是他伟大的一部分,他伟大的另一部分,正如略萨所说“小说需要介入政治”——亨利希·曼在这个方面极具典型,更加具有显著意义——他以一个作家身份,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统治进行了顽强抵抗。

作家与政治的结合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左拉,他不仅写过《娜娜》,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还写过光彩照人的《我控诉》;我们所以能记得昆德拉的《玩笑》、《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也与他受到过极权统治有关;奥威尔和索尔仁尼琴之所以令中国读者有“如雷贯耳”的感觉,更是因为前者写过《1984》和《动物农庄》,后者则写过《古拉格群岛》和《红轮》;而这位新近获奖的略萨,更直接跳上政治舞台,与藤森竞选起秘鲁总统。如果说到中国作家与政治的联系,我依然会想到浩然——他的《金光大道》是一部典型图解政治的作品,其作品本身就能准确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这,也是一种“介入”,一种功德。

亨利希·曼与政治的连接体现在他与法西斯纳粹主义坚定不移的斗争中,其目光之尖锐、下笔之犀利,不能不给人以油然而生的敬意。

“愤青”亨利希

亨利希·曼于1871年3月27日出生在德国汉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极有名望,若想了解他的家族史,可以参看其弟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译林出版社,傅惟慈译,这是一部家庭小说)。亨利希出生在一个微妙时刻,1月18日,普法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德意志,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宣布德意志国建立——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一个完整的统一国家形式呈现在世界面前。德意志国的建立,使德国民众陷入极度狂欢之中,并且导致了德国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恶性膨胀,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少年亨利希便染上了阅读爱好,他14岁开始写作,16岁写出第一部中篇小说《证明》,并开始诗歌创作。此后不久,他离家自谋发展。

德意志国家主义对年轻的亨利希有着深刻影响,用网络上流行词来形容,他也是个当仁不让的“愤青”。他在给父亲一封推荐剧作《奎佐夫一家》的信中说:“我相信,这种民族戏剧的形式是使德国剧坛复兴的唯一途径。”他否定法国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满心欣赏日耳曼传说和德意志历史中高大完美形象”,亨利希在1890年2月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愿上帝保佑皇帝和俾斯麦。六十名社会主义分子和九十多个中央党人要进入帝国议会了,和多数派一起执政可不会是件轻松的事情。”这封信表明了他作为一个贵族阶层“对皇帝的忠诚”。他甚至进一步表示:“我义无反顾地认为,奥托·冯·俾斯麦所造就的德国,已经成了地球上一块保守的乐土,它永远摆脱了威胁。”国家主义的情结在亨利希身上十分浓烈。

1895年4月,他在《二十世纪,德国的方式和福利报》担任了为期一年的出版人,这份杂志具有半官方色彩,在内容上“对霍亨索伦家族的崇拜和黩武主义、反议会主义、种族优越论以及非理性天命论——一应俱全。”此时亨利希本人的观点则“反动至极”,他经常用文字诋毁李卜克内西、攻击倍倍尔这些社会主义者。晚年的亨利希·曼承认:“我当时必须与自身太多的‘日耳曼式'的模糊性和偏激性作斗争。”那时,他崇拜尼采,完全臣服于尼采的“强力意志”,亨利希·曼与德国的流行思潮保持一致——赞赏英雄和美。

但亨利希在《二十世纪》最后时期却开始了思想的反省,他在该刊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政论文《被盗的文件》,对不久前还备受他尊敬的家庭、等级、国家产生了怀疑。

1896年10月,亨利希离开德国抵达罗马,开始一段离群索居的生活,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转变,眼光投向法国小说,“开始研究法兰西革命的精神财富”,在思想上,他把青年时代所崇尚的理想“一一丢弃”。

亨利希·曼的创作进入一个高峰期,连续写下了《懒人乐园》、《女神或阿西公爵夫人的三部小说》、《皮波·史帕诺》、《爱的追逐》,尤其在《皮波·史帕诺》这个中篇小说里摆脱了对尼采的崇拜,因为他察觉到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内在精神上的联系。

此后,亨利希·曼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具有了法国小说的传统风格,被称为“德国的巴尔扎克”。非但创作风格上如此,他的政治思想更加信奉自由、民主、人权,走上了共和主义者的道路。1904年10月8日他发表宣言,表示拥护法兰西共和国,高度赞颂民主生活方式,他以“一名对法兰西共和国深怀感激之情的作家”的身份写道:“共和国并不是通过‘外表文明'而可以实现的。法兰西民族经过不屈不挠的抗争才建立起共和国:他们凭借的是心灵深处对人权的坚定信念;是一种批判的执著精神;是纯洁的智慧本能,因为这些本能禁止人们把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分离开,禁止人们由于生活安逸、有利可图而变得苟且偷安,容忍一种被精神抛弃的国体。”人权和民主成为亨利希本人追求以及他对德意志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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