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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上书邓小平:作曲梦之队的命运转折

2011年09月29日08:31中国新闻周刊杨敏 星评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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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77、78级作曲系出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作曲家,如谭盾、叶小钢、郭文景、陈贻、瞿小松、陈其纲等。但当年全作曲系一共才10个名额,如不是一封上书邓小平的信,这些天才,注定会有人被挡在门外。

1977上书邓小平:作曲梦之队的命运转折

1977年的“上书信”原件,其上有邓小平的批示以及其他4位领导的圈阅。供图/中央音乐学院

1977上书邓小平:中国作曲“梦之队”的命运转弯

给邓小平的信抄写完,已是深夜,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储望华骑车将信送到邓启元家。像接力赛跑一样,邓启元在家门口接过信,立刻骑车给叔叔邓力群送去。两天后的1977年12月11日,邓小平的批示下达,改变了许多热爱音乐的青年人的命运

1977年的中国,涌动着一股改变的力量。这一年10月,教育部宣布,恢复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考。

11月初的北京已进入初冬。位于鲍家街43号的中央音乐学院门口,伫立着长长的报名队伍。上海、广州、成都的招生现场也同样火爆。

最终,报考人数达到空前的17285人。

经历了文革10年的断层之后,生源质量究竟如何,招生的老师们心中也没底。可是在随后的考试中他们发现,这批衣着简陋、目光热切的年轻人中,可谓藏龙卧虎。许多人的乐感、演奏技巧和乐曲表现能力,好得让他们吃惊。

但是,这一届的招生名额只有105人。也就是说,录取比例仅为0.6%。

“做老师最可惜的是,人才招不进来。看着这么多优秀的学生进不来,你说我们是不是特别着急?”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宿舍里,曾经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附中校长的左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曲系“梦之队”

1977年11月9日,文化部下发《关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招生问题的通知》,并附有《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一九七七年招生简章》。

此时的中央音乐学院,仍沿用文革时的名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简章》提出“自愿报名、全面考查、综合平衡、学校录取”的招生办法,并下达了招生计划:28个专业,总计招收105名。

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1号楼前的篮球场上,黑压压的都是考作曲系的人。视唱练耳考试在一号楼3层的大教室进行,没有桌子,考生们把考卷放在膝盖上写。

作曲系青年教师李西安被派往上海招考。

考点设在上海音乐学院。整个上海地区有5132人报考,仅次于北京的6517人,其中报考作曲系的有400多人。

“为什么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报考音乐学院的这么多?一个是大家喜欢,还有就是文革时到样板团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多,积压了10年的人都来了。”李西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后来成为了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人民音乐》主编。

当年才19岁、很有活力的谭盾给李西安留下了很深地印象,“我问他拉过什么练习曲,他说拉民歌。后来他拉了一个自己的作品《铁牛进山》,很有味道。”

考试分笔试和复试(面试)两轮。作曲系的笔试题目除视唱练耳外,还包括作曲:给几个音,写一个乐段;给歌词,为其谱曲。

“为了把考生笔试的卷子改出来,确定参加复试的人,我们两个老师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李西安说。

一个叫林德虹的考生的答卷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林德虹将乐段写成了一部完整的奏鸣曲,包括主题、副题、过渡、结束等,而且仔细标明乐器。而他谱写的歌,是一个四部合唱。

经过复试,选出了10个人,包括谭盾、叶小钢、陈其纲、胡咏言、金月苓、林德虹等。在李西安眼里,他们每一个都很出众:叶小钢,典型的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小伙子,父亲是著名音乐家叶纯之,外形清秀气质浪漫,才华出众;陈其纲,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虽然当时作曲不突出,但音乐基础均衡;胡咏言,21岁,曾创作悼念周恩来的大型交响乐《安魂曲》;金月苓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的作曲,早已经家喻户晓。

李西安不忍取舍,与上海招考区的总负责人商量,请他向学校申请增加名额。

各地入选考生的资料被拿到全系老师参加的汇总会上,学生的试卷一一铺开。林德虹的作品引起了怀疑。“系里的杨儒怀教授,是我的老师,说‘我不信,拿来弹弹’,于是把奏鸣曲从头到尾弹了一遍,最后说,‘不是瞎胡闹,不是瞎胡闹’。”李西安说。

作曲系的考生人才济济,在学校都传开了。但全作曲系一共才10个人的名额,这些天才,注定会有人被挡在门外。

但,他们遇到了“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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