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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民间写史者:终能还原一个时代

2011年02月18日10:30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刘芳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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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正如沈志华在会议发言中所说:“不管怎样,还是要做。我们各做各的,总有一天这些历史会自己连在一起,还原一个时代。”

当代中国民间写史者:终能还原一个时代

赵振英老人参加“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活动。赵振英,1917年8月26日生于北京通县。赵振英老人是黄埔军校14期学员,曾任国民革命军新六军14师40团第1营少校营长,是1945年9月9日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担任会场警戒工作的14师1营的负责人。

当代中国的民间写史者

困难虽多,但似乎并未减弱民间写史者的热情。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寄希望历史至少有一部分以“我们”为主语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成都报道

年过六旬的杨霞丹戴了一顶红呢软帽,系一条黄丝巾,看上去年轻而有活力。这是她为参加1月15日“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评选特别挑选的服饰。这个会上出席的多是自称“真正的草根”的她口中的“传说中的大家”,比如熊景明、沈志华、章立凡、徐友渔、雷颐、张鸣……

2010年,早已退休在家的杨霞丹看到家乡四川省武胜县网站上组织的“现在就开始回忆”征文活动,被勾起兴趣,陆续写了回忆性文章《一个中学生的饥饿感》、《看了四次“敲砂罐”》等。她没想到这些文字如此被读者们喜爱,不仅得到机会在媒体发表,自己还成为此次活动的“年度公民写史”候选人。

在这个于成都安仁镇建川博物馆举办的盛会上,她知道了许多像她一样,凭着兴趣与热情,执著记录历史的人:何允中,66岁,退休高级工程师,多年寻访川军抗战将士后人,完成120万字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中的川军》;侯秀才,老农民,用七年时间一笔一画写下了十几万字的《东岳庙村史》,不仅留存了村子的历史、民俗、轶闻故事,还有大篇幅的人物传记及族谱;周艾民,20多年来以民间学者身份走遍中俄国境线上14处要塞,搜集整理了1000多万字的史料,出版十几本书,拍摄了近90部纪录片??

杨霞丹觉得与这些人相比,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然而当晚的颁奖晚宴上,她意外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以她为代表的“现在就开始回忆”活动获得“年度公民写史”大奖。评委会的颁奖词称,“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朴实地讲述个人命运,相对于长期被‘大历史’垄断的传统叙事,表达了草根阶层的尊严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区别于官方与学院派,有大批来自民间的历史记录者从资料收集、个人回忆、史实研究等角度,力图还原时代真相。

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

“大家都知道滇缅战场中‘野人山’一地最为惨烈,当年这段650公里的山路,国民党兵走了114天,15000人死了11000人。但是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详细的对战役、战场的描述。直到一次读了一位美国友军医生的回忆录,说几乎每走100码就能看到10到30副遗骨??”

这是戈叔亚在15日上午“公民如何写史”的主题论坛中的发言内容。他早年当过兵,做过工人,念过大学,后来下海经商。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自学、研究滇缅抗战史,如今是对滇缅战史拥有最翔实信息的民间研究者之一。

有感于国内历史对于滇缅战场的语焉不详,戈叔亚自费从事研究,每筹到一笔钱,就跑一趟当时的战场,搜集大量的素材。春节过后,他打算与几位朋友一起去踩一踩“野人山”,“用脚走完最最悲壮的路,真正看看那里的土地是什么颜色”。

宏大叙事之下,缺乏中观及微观层面的描述与记录,是国内主流史学的缺失。

在这样的历史传统里,“公民写史”显出其必要和珍贵。它可以提供大量细节和素材,跳出国家视角,告知阅读者每一个政策、运动除了宣言、口号之外,究竟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究竟我们的时代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抢救性地保存证据、证物、证人,是公民写史的最大价值。”《看历史》杂志的主编唐建光,对本刊记者提及他多次组织历史报道的经验:所需历史素材往往无法于历史编纂中寻到,而更多见之于当时当地的媒体报道、日记和家信。

“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说,他举了1953年的“统购统销”的例子:大家都在历史书中看到这个政策,知道这个政策奠定了国家的工业化基础,但是它如何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如何最终导致了城乡的二元化,却因为微观角度的缺失而被忽略。“恰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项政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超过了‘大跃进’和‘文革’。”

雷颐有计划地收集回忆录,从中寻找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还原长期被遮蔽的当代史。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很多,比如近代史学者章立凡也收藏了很多回忆录,《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则自2004年起以个人名义组织了“民间家书收集委员会”,收藏了从清代到当下的七八万封家书。

更有行动力的是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他凭一己之力,在安仁镇打造起一个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展出其近30年来收藏的200余万件藏品。更多的资料仍在库房中,包括20多吨“文革”期间的“检讨”,55万封“文革”期间的家信??

他规划了12座不同主题的“文革”博物馆,目前已开放了三座(瓷器馆、章.钟.印馆和生活用具馆),“其他的我就自己把它建好,当做私人收藏,关门等着。我相信即便我死了,总有一天它们要对公众开放。”

[责任编辑:x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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