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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写作三门峡移民被拘作家:想到老婆就哭

2010年09月24日14:18南方新闻网黄秀丽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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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因写作三门峡移民史的报告文学《大迁徙》而被拘的作家谢朝平,9月17日被释。

  检察院来提审我,我以为要“转正”,就是要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准备了个纸条,想在逮捕证上写下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但是检察院的人问了两个问题就走了。

  当天下午,管教通知我收拾东西,我问:“是要转号吗?”他说“是释放你”。——谢朝平9月19日向南方周末记者口述

因写作三门峡移民被拘作家:想到老婆就哭

9月18日,因写作《大迁徙》被拘的作家谢朝平获释。他说经此一灾,“变得脆弱了”。 (CFP/图)

  因写作三门峡移民史的报告文学《大迁徙》而被拘的作家谢朝平,在9月17日被释后,于9月19日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在北京石景山区租住的房屋中,55岁的谢朝平神色倦怠。进看守所时剃光的头发刚长出来一些,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以前留的是长发。”

  讲起30天的牢狱生活,谢朝平好几次流下了眼泪。“当天我就是在这里被反铐着,一动也不能动,站了两个多小时,手都要断了。”谢朝平指了指双人床边的架子。

  妻子李琼说,牢狱之灾让老谢变脆弱了。谢朝平走出看守所时,和妻子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是夫妻俩几十年来惟一一次在公开场合拥抱。

  从9月18日晚回北京后,谢朝平一直在接受媒体采访,“这次要感谢全国媒体与网民的帮助。”3个小时的访谈里,他反复地说这句话。以下是他的自述。

  “是市里领导让他们来的”

  我出来后,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大迁徙》这本书。这个问题也是办案警察问过很多次的。我的回答是渭南的移民太穷太苦太可怜,渭南的个别官员太贪太腐败太可恨。

  《大迁徙》的内容,里面涉及了三门峡库区移民两个核心问题:土地和资金,中央拨给移民的土地和资金没有用到移民身上,而且年年在减少。我想这事关地方政府形象,自然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

  但当时警察要来抓我时,我没觉得有多大事。书收了之后,我钻研过出版方面的法律,给新闻出版总署打过电话咨询,也问过法律界的朋友,得到的意见是,如果是稿件有问题,杂志社和作者承担共同责任,如果是印刷方面,那么责任在杂志社。问完了就轻松了。

  直到渭南警方提审我的时候,我才感到事态严重。我问他们,你们不怕办错案吗?他们回答说不怕,错了他们不负责,是市里领导让他们来的。

  我认为他们的暴力执法很露骨。抓我的时候,手铐铐得很死,我左边肩膀肿起来了,疼得要断了。我向他们要膏药贴一下,要了不下十次,也没有人理我。

  8月23日在西客站坐火车去西安。王鹏(办案警察之一)押着我走了5个候车室,用很大的力量推我、搡我,感觉他想用这个方式来摧垮我的防线。我被铐在检票口的铁门上,铐了半个多小时。上火车的时候,他又要反铐我,我说手都要断了,我不会跑,你不要反铐。王说这是执行任务。我急了,说你只要反铐我,我就撞死在墙上。说着退后了一步,准备往墙上撞。朱福利(另一办案警察)过来抱住我,说老谢你别这样。他把自己的左手和我的右手铐在一起,我们才上了火车。

  “趴在墙上流眼泪”

  我先在朝阳看守所的 “过渡号”呆了3天,条件不太好,4个人共用一个饭盒吃饭。之后转到临渭看守所。那里要劳动,磨冥纸。头7天呆在一个号里,一个监舍十几个人一天磨两捆,算是新手。后来又调到别的号,一天要磨十几二十捆。

  一般上午劳动到11点多钟。下午就提审,有时候提审到7点多,回来就没饭吃了。我大概总共饿了六七顿,现在提到馒头就哭。有一次提审回来已经吃过饭了。大家都在“坐板”(记者注,看守所里嫌疑人坐在通铺上反思),我也坐上去。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爬过来说:“谢叔,你还没吃饭吧?我就知道你没吃,晚上一人两个馒头,我给你留了一个。”我咬了一口,泪流满面,又觉得男人不应该哭,就回过头趴在墙上流眼泪。

  警察没有对我刑讯逼供。但是他们不尊重人,搞人格歧视。他们提审我的时候,有的我不认识,我要看他们的证件,他们说:“你也不看看你的身份”。我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后来还是给我看了警官证。

  在看守所也没有什么牢头狱霸打我。但是里面有规矩。新来的人要睡在厕所边上,擦厕所、擦地。擦地要用一块大抹布,弓着腰,撅着屁股成90度的姿势。我有腰椎间盘突出,做了四次,腰都快断了,衣服也湿透了。我就跪着擦。牢头大声喊:“不许跪!”后来我告诉管教,希望不要90度擦,牢头就算了。我刚去那天,衣服一直是湿的,汗水泡得一股酸臭。

  “提审时反复问收没收钱”

  9月7日到9月12日,警察开始密集提审我。问的一直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收没收钱,第二个是书送到渭南后给移民代表写 “领条”的事。我想他们是找“非法经营罪”的证据。

  我说钱我一分没收,我还倒贴了十几万,我去渭南采访吃饭一次都没让移民掏过钱。“领条”的事我反复想,想起来了,6月26日晚上我们几个人等书运到渭南,大家提议写个“某某收到《大迁徙》多少本,应付某某多少钱”的领条。我从电脑里打印出来,但当时人很多,谁拿走了我不知道。不过,我确实想着要有个“领条”。

  事后得知,9月13日检察院就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但当天我不知道。那天来了两个检察官提审,都是业务尖子。问的问题很刁。

  9月15日第二次提审我的时候给我看过一个文件,好像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打印出来的。说“有一个问题,你回避不了”。

  这个“问题”就是1998年最高法院有关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在印刷程序上确实有问题。火花杂志社的印刷函件本来是交给河南一家印刷厂,约定印数为一万余册。后来改在廊坊一家印刷厂复印,印数定为两万本。我提出要换一个函件,杂志社说赵顺印书,不用改。赵顺是这家印刷厂的老板。

  所以,当天我表示:“司法机关要追究,在没有渭南权贵干预的情况下,我愿意接受公正的处理。”检察官让我给检委会写封信,我写了,说自己没有谋利的意图,即使是违反了法规,也是初犯。后来在9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我取保候审的原因就有这一条,说我有悔意。

  “我变得脆弱”

  当时我虽然在里面,但知道外面的舆论在关注我。因为警察提审我的时候说 “你老婆在外面搞动作”。

  但当时觉得前景不乐观,我作好了判刑的准备。9月17日上午,检察院来提审我,我以为要“转正”,就是要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准备了个纸条,想在逮捕证上写下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利用司法之手办案件的腐败权贵及他们的家丁,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检察院的人问了两个问题就走了。我很沮丧,没有结果,也看不到希望,还不如“转正”了,也安心了。

  当天下午,管教通知我收拾东西,我问:“是要转号吗?”他说“是释放你”。我不相信,问他:“你开玩笑吧?”同屋的嫌疑人都为我高兴,有一个人还帮我剃了胡子。我把衣服和饭卡都送给了同屋的犯罪嫌疑人。

  我从看守所出来了,但我变得脆弱了。一是提起馒头就哭,二是想到我老婆就哭。我最忘不了的是我被押进电梯里,老婆追出来看我的眼神,仿佛凝聚了全世界所有的凄惨和悲伤。(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vingi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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