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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

2010年07月29日09:42腾讯历史余英时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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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这一有世界人文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第一次颁给华裔学者。

得奖,稍稍打乱了余英时先生的“隐居生活”。他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跟最亲近的朋友——夫人陈淑平、汗牛充栋的书籍以及纸烟在一起。

得奖,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只是喜欢看书、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识上有很多兴趣的一个人。”

本文是作者与余英时先生的书面访谈。

李宗陶:在短短8页《我走过的路》中,看到安徽潜山官庄乡的自然风貌,您在那里度过了整整9年的少年时光。能否讲讲在乡间所受的私塾教育和文化启蒙?这国学根基对您后来选择治思想史和文化史起到怎样的作用?

余英时:1937—1946年我在安徽潜山县官庄乡生活,乡间既没有现代学校,也缺乏具有良好训练的国文师资,所以我在乡9年,无论是私塾或学校教育都是断断续续的。私塾先后不过两年左右,此外在舒城县晓天镇我也读过不足一年的第七临时中学,后来因伤寒病而回乡了。

严格地说,我并没有受到很好的传统古典教育、打下研究国学的基础。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时期,我是在山水之间度过的。惟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读的是《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一类的普通文字,不过是选读,并非从头到尾背诵。《四书》是读过的,也不很完整。作文一律用文言,乡间老师都保守,不会写白话文。唐诗、宋词我大概十二三岁便接触了,因为记起来容易,比较喜欢。接着便学会平仄,试作五言、七言绝句。

1945—1946年,我在邻县桐城县城里住了一年,住在舅舅家里。我的二舅父张仲怡先生是有才气的人,能诗、善书法。他是清初张廷玉、张英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但此时也相当衰落了。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捡到一些诗文的知识。我在一旁听到改诗经过,很受启发。

在桐城一年,我的国文比较以前进步了。但9年的诗文背景也不过如此。最大的收获是会写文言文和旧体诗,于新文学毫无所知,国文常识仍很欠缺。

今天回顾,乡居9年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史的好处有两方面:第一,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第二,我无机会按部就班地受正规教育,因此也没有受到任何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包括国民党的“党义”(三民主义)在内。这使我的思想不至于很早便陷进一种封闭系统之中。“成见”自然不能完全避免,但并不根深蒂固,可以随时改变。

李宗陶:在《现代学人与学术》中,您对恩师钱穆、杨联 ,前辈陈寅恪以及胡适先生等都做了大块文章,对另一些学人,如顾颉刚、洪业、严耕望、张光直、费正清等,着墨虽不如前几位那么多,也同样精彩。这里想请教先生对另几位——陈垣、吕思勉、董作宾、黄仁宇的看法。此外,您对翦伯赞和郭沫若二位的学术如何评价?

余英时:董先生是甲骨文学大师,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没有资格讨论他的专门绝业。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写成的,他比我年长,后来是朋友关系,我不便写他。但是我要指出,他中年才读大学,发愤治中国史,用功之勤极为少见;晚年写了不少通论性的书,表现出他的史识,成一家之言。他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一位“奇侠”式的学者。

关于陈垣和吕思勉两位大家,我是读他们的著作长大的,受益之多,不在任何前辈(如陈寅恪)之下。援庵(陈垣,字援庵)先生是我父亲(协中公)在燕京大学的导师,先父后来转治西洋史,编写了一部《西洋通史》,没有继续中国史的研究,但对援庵先生始终敬礼。我受先父的启发,曾遍读援庵先生的专著与论文。在我的专著中引用他的论点很多。吕诚之先生是先师钱先生的中学老师,他的几部断代史和《燕石札记》也是我在研究和教学中经常翻阅的参考书。不过我没有适当的机缘写到这两位“太老师”而已。

对翦伯赞、郭沫若两人的学术评价,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两句话。我知道翦先生在“文革”之前是中国史学界的正统代言人,他讲中国史的分期具有代表性,从《历史哲学教程》(早期)、《中国史》(秦汉篇)到论文集(晚期)都是如此。其中心系统不是从中国史的内部整理出来的,而是借自西方的现成模式。他在史学上的地位如何,恐怕要看后人是不是能从他的著作中继续得到启发。我不敢轻下断语,只有让时间来考验。

郭沫若先生则不一样。他不但才气横溢,国学基础也相当深厚。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确有原创性的贡献。即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几部书而言,其中仍有不少自己的见解。他虽然也遵从“一家之言”。却与套用公式有别。我曾严厉批评过他袭用他人研究成果而不坦然承认,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然而我并未对他一笔抹杀。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他逞才使气有余,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上述二陈(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治学有成的学者可以参考他上述三书,但初学则不宜由此类作品入手。

李宗陶:在《〈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中,我们看到了您对郭沫若先生抄袭嫌疑的揭露,不知您对当今大陆的学术风气作何评价?您关心这方面的情况吗?您认为学术腐败,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余英时:我曾读过一些大陆学术腐败的报道,主要是大量抄袭他人(外国或本国学者)的著作,而且被揭发后仍然毫不在乎。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说明中国学术界还未能建立起最起码的纪律,而一些号称教授、专家的人也无一点自尊心。

这种情形已远远超过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袭用《先秦诸子系年》的前例。郭沫若只不过袭用他人的材料而不肯承认,他论文的中心观点还是自己构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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