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芬
龚传海的妻子和女儿
三个女人到达河边
8月18日，在油坊沟码头等船的人们
“他们都是遭罪的人！”
高从芬的娘家就在杨家沟村。有关她这些年“卖血供儿子读书”的事，周文芬等这些娘家人并不陌生。方圆几十里内的抽血者，她们差不多能一一道来。毕竟，大家常坐同一条船，做同样的事情。
在往孙家湾跑了半年后，附近抽血的人越来越多，在“血头”的带领下，30多人决定包船。每隔一周的周一，这条船就会从距高从芬家不远的韩家洲出发，装着一船人，直奔血浆站。
在汉水流经的郧县县城上下游河段，就有了这3条在特定的时间被人称为“血船”的船。在固定的时间，它们载着一批相对固定的特殊乘客，往返于起点与终点。其他数千名供血浆者，则通过血浆站专门购置的班车或是其他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指着臂弯处大小不一的针眼，高从芬反问道，“你说日子要是过得好端端的，谁会去受这个罪？”
儿子上大学每年学费就得5000元，从高中起，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大多靠老两口抽血。她原本以为，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后，她就可以不再“受这个罪”了。
可一切都非这个乡下女人所能预料。儿子不仅很长时间没找到工作，而且后来还被同学骗进一个传销窝点。
对方打来电话，要他们交3000块钱赎人。“你现在就是啃他骨头吃他肉，我也没办法。”高从芬告诉对方，“我们身上连血都没了，别说是钱。”
“她们都是遭难的人。”老谢说。
十年来，河水或汹涌激荡，或静静流淌，作为这河段上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唯独这条船风雨不变，给大河两岸的山里人，带来不少方便。老谢也成了人们口中的“好人”。
爬过3个小山头，穿过山顶的松树林、山脚下的稻田和河滩上的玉米地，周文芬等人终于赶到了河边。这时天色微亮，刚好6点。
“等等她们吧！”刘开连对老谢说。同村另外4个抽血的女人，还走在半山腰上。
“这些人都是搞那个的。”一个过河的女人对身边的女人嘀咕道。柴油机轰鸣，对方没听清楚，说话的女人用胳膊肘拐了她一下，同时斜了斜眼睛瞅着刘开连她们，压低嗓门儿说，“卖血的！”
差不多10分钟后，船开了，10个乘客，7个是去“搞那个的”。
等船的间隙，刘开连掏出包里的一根黄瓜对桂芳说：“到时候我们仨分着吃了，心里会舒服点。”她告诉这个第一次来抽血的女人，长期抽血的人，出门前会带上白糖或奶粉，或者是橘子和苹果，还有人会带自家晒的红薯条。
船至油坊沟码头，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涌上了船，顿时塞满了船舱。
这已是立秋后的第11天，河面上又湿又凉。进城走亲戚的一位中年妇女拉开舱门，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身来。“都是些卖血的。”她嘟囔道，脸上明显不悦。
“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
船舱逼仄而空气污浊。周文芬想钻出舱透气，可江面上突然下起雨来，她不敢淋雨，只好钻了回去。
这一船人里，有30来个是“搞那个的”，每人进城收3块，返程收1块。价格是“血头”跟老谢讲的，“血头”坐船时，老谢不收钱。
“我咋敢跟血头要钱，他要是带这些人包船去了，我到哪儿装人？”这笔账，老谢算得很清楚。
47岁的龚传海便享受着免费坐船的待遇。他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血头”，每次都在油坊沟码头上船。
与他一起上船的人，大多是他直接或间接介绍的。每介绍一个新人，采三次血浆后，血站会给龚传海20元“劳心费”。这些人以后每采一次血浆，介绍人会提成一块钱。表现好的介绍人，在年底还会有奖励。去年，龚传海完成了2000多袋，血浆站奖给他一床太空被和一箱梨花村酒。
龚传海是在孩子舅舅的介绍下去的血浆站。那是2000年，他连续去了三次，但都没“抽血”，“总感觉丢人”。
可家里每年上缴提留就得五六百元，收成不好的年头，地里收的粮食全卖了也不够。家里不仅没粮可吃，还得花一大笔钱给妻子做手术。
第四次去血浆站后，龚传海决定“豁出去了”。在那里，他也接受了一番教育，知道自己是在“献血浆”而非“卖血浆”。这个方圆几个村子里最早“搞那个的”人，听到别人说“卖血浆”，往往不高兴，并且会声明“我们这是献血浆”。
同样不高兴的，还有血浆站站长李光成。
“我只要听到‘卖血浆’，心里就老不高兴。”他强调，“人家的奉献远远不止100多块钱。”这位站长要求他的护士，在采集完血浆后，不能将血浆袋随手扔在台子上，“这样会给人家造成心理创伤”。他还建议护士最好双手轻轻放下袋子，最后还要向供血浆者说一声感谢。
在李光成看来，“献血浆”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在山村里——尤其是老人们眼中，是种“难以接受的行为”。
“狗日的，肯定卖血去了，血卖了卖油，油卖了卖骨头。”看见龚传海回来，村里一位老人随口骂道。
早期，血浆站曾奖励过龚传海一副对联和门画，但他不敢往门上贴。上中学的儿子，曾劝他别献了。
“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他把儿子给噎了回去。
每次进城，龚传海都会换一身稍新的干净衣服，回来后，妻子会给他炖碗鸡蛋糕，或是煮个鸡蛋，他还会喝一杯黄酒活活血。
他所在的村民小组，已有几十个人找过龚传海，希望他介绍他们去献血浆。有些身体不合格的，还试图找他去疏通关系。
“没钱使嘛，你不献？总不能坐吃山空吧？”龚传海说，村民们大都跟他的想法差不多，“在家闲坐着也是坐着，献了还有100多块钱。”
偶尔，这个“血头”也会一声叹息，他发现，村子里有手艺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而自己没什么手艺，“只能做这两头不见天的事”。
但他时常也会安慰自己，“现在日子总算好过了”，因为在他出生前后，他们家经常需要到处讨饭吃。坐在23年前结婚时盖的土房里，他会与家人一起“忆苦思甜”。
然后，每隔一周的周四，他会赶十几里山路，去坐老谢的船进城。与周文芬不同的是，他是“血头”，老谢不会收他的路费，他能多挣4块钱。
“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
在距离终点约15分钟航程时，船抛锚了。
柴油机发生了故障。船开始在河面起伏漂流，乘客一阵骚动，经过近5分钟抢修，船得以前行。
尚未开出10米，机器再次熄火。幸运的是，风是吹向近河岸的，在颠簸漂流了更长一段距离后，船终于靠岸。
与此同时，河对岸县城的上空，飞起片片烟花，这让这一次抛锚，变得不再那么沉闷。绚丽的烟花在阴沉沉的天空里，整整响了五六分钟。
烟花过后，船重新启程。老谢从船头的乘客开始，挨个收路费。卖菜的农民们，抱怨他耽误了他们做生意的最佳时机；“搞那个的”人们，则大多默不作声。
船一靠站，所有的人便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船舱，周文芬她们也被裹挟在这条匆忙的队伍中。沿江的公路上，他们也成了脚步最匆匆的一队人。靠近血浆站大门时，他们几乎都跑了起来，以便排到一个靠前的号。
他们注定是追不回被船耽误的那一个小时了。
周文芬走进候采厅时，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1－220号准备交卡”，她们以前看到的是“1－120号准备交卡”。刘开连排在313号，周文芬虽然是304号，但她最近几次没来，需要先做体检。
她坐着等待体检结果的位置，一周之前，是一个老家在城郊农村的女人坐在那里等待体检结果。男人在城里做小生意，这个女人在家带孩子，这是她第一次来。孩子开学上小学二年级，每月要交150元早餐费。听说卖一次血浆有160多块钱，她早上8点就来做了体检。
“你知道抽血痛不痛？”隔一会儿，她就会怯生生地向身边不同的人问一遍。
血浆站大楼门口，挂着“郧县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和“郧县食品药品监督局”的牌子。牌子下面，一群人大都席地而坐，或闲聊着家长里短，或玩纸牌游戏“斗地主”，或伸着脑袋围观，还有人舔着价格在两毛到五毛不等的绿色棒棒糖，以便获取糖分补充能量。他们都是刚刚采完血浆的农民。
不少人是带着年幼的孩子进城的。孩子们或拿着棒棒糖，或吃着一元一袋的锅巴。血浆站大楼下依次开着11家小店，其中9家卖副食和百货。
“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在离大楼门口最远的一家店里，店老板说。
5毛钱的冰雪牌绿豆冰棒，一袋装两根。不少父母喜欢买，一根给孩子，一根自己吃。不过，抽完血后，他们才能吃，因为血头早已交代过，“抽血之前，不能吃豆类食品”。
吃完这根冰棒，差不多就到血浆站的班车送他们回乡下的时间了。为了赶上班车，这些大人和孩子，凌晨4点就得起床。
但这班车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坐。来自城郊农村的一个黄衣女人，是自己骑摩托车来的，班车不经过她家。这个排在131号的女人，一边逗儿子，一边等候工作人员喊自己的名字。
在她身后，是大柳乡的一个“血头”。他夹着黑色公文包，大声向一个同乡男子交代注意事项。“抽血前，肉不能吃，黄豆、绿豆也不能吃，还有你老婆炒的花生米也不能吃。”最后，“血头”嘱咐男子抽完血后，不要在城里乱跑，以免误了班车。
而楼下，抽完血的人们，正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等班车。有买了鱼和喷雾器的男人，也有买了一塑料袋苹果、一个铝合金盆或几袋盐的女人。
不过，周文芬并不羡慕这些有免费班车可坐的人。因为坐班车的人，血浆站不给发路费；坐船的人，则可以领到路费8元，而老谢只收4元。这样，同样一袋血浆，周文芬可以比那些坐班车的人多赚4块钱。
赚钱的过程，还是和往常一样，针头刺进血管时，周文芬便有些发晕。当袋子被血浆充满，机器停止运转时，她几乎晕厥。
那168元钱，是刘开连代她领的。然后，她被刘开连和桂芳搀扶到二楼食堂。她们把那根黄瓜分着吃了。等她们拿着采血浆的小票，免费在食堂里喝了点粥，吃了点馒头后，时间已是下午一点半。
“自己是女的，身体搞坏了就算了”
船将在两点返程。考虑到周文芬的身体状况，3个女人决定花5元钱坐出租车。
这对她们来说是一个“奢侈”的选择。对高从芬来说，更是“想都不敢想”。她第一次到血浆站，是跟老董顺着公路走到县城的，花费了4个多小时。
由于很少缺勤，老董曾被郧县血浆站组织参加“献血浆”宣传活动。2007年“世界献血日”，恰逢郧县血浆站建站10周年，县里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
血浆站组织供血浆者排练小品，告诉人们“抽血对身体没影响”，还发给每人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我献浆，我健康”。老董的任务，是打着“献浆光荣”的标语，喊着口号，跟随队伍在街道上游行。
“丢人，哪是光荣！”高从芬说。她怕别人笑话自己“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去卖血”，曾试图洗掉T恤衫背后那六个字。
结果证明，她纯属徒劳，那几个字至今依稀可见。这也让那件T恤衫从此长卧箱底，穿了那一天后，老董再也没穿过。
“说到底就是人家给你点钱，不算啥子光荣不光荣。”老董对妻子的说法，并不完全赞同。他家原本在村里还算不错，因为孩子上学，反倒“成了最穷的”。
更何况，他们眼下正需要钱盖新房子。老房子已弱不禁风，高从芬常常用卫生纸塞住耳朵睡觉，夜里刮风时，她听着害怕。有一次，大风过后，娘家弟弟打来电话一直没人接。他担心姐姐家房子被风吹塌，第二天专程前去查看，发现没人在家。
高从芬回家后，发现弟弟在门上用黑炭写下“三姐，你不要抽血了”。
“不让抽血了，你供我们娃子读书啊？”当天晚上，给弟弟打电话时，高从芬开口就是这句话。
尽管献浆卡上的“献浆须知”第四条规定。妇女月经期暂不能供浆，但高从芬顾不上这些。挖地基借的两万块钱，他们得靠抽血慢慢还。
有时候，这个女人反倒会劝丈夫少去几次。在她看来，“家里面总得有人撑着”，“自己是女的，身体搞坏了就算了”。
周文芬也是这么劝丈夫老高的。她曾和老高一起到血浆站，最终她还是没让丈夫抽。2008年，周文芬抽血浆再加上老高种地，一共攒下了2000多块钱。她为自己和丈夫各买了一副850元的棺材，剩下的1000多块钱，她让儿子拿去给孙子治病。
她曾去医院找到医生。“我孙子如果用得上我的血，我给他输。”她告诉医生。
“医生说不行，配不上。”站在自家的麦秸堆前，这个乡下女人边说边抹眼泪。
在回家的船上，一旦发晕，她会找老谢要杯热水
从家到血站的这段航程，周文芬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对自己的血浆流出身体后的历程，周文芬们却所知甚少。
这天，从周文芬身上抽出的这袋血浆，会和其他69袋血浆一起，被放到零下50摄氏度的冷冻库里，大约半小时后，这些血浆就会冻成冰块。然后，它们会被运入零下30摄氏度的冷冻库，保存一个月，等待武汉过来的货车。
这些血浆被拉到武汉之后，每袋大约可以制成一支半的人血白蛋白，据说每支人血白蛋白的价格在600元左右。如此算来，一袋血浆最终创造出的金钱价值，大约850元。当然，或许只是个巧合，这与周文芳买的棺材同价。
但现在，周文芬只能带着168块钱，坐上这条回程的“血船”。
这天下午2点，坐在船舱里，周文芬呆呆地望着平静无比的江面。身后的黄色背包里，有一个空水杯。在血浆站，她用它来接开水。在回家的船上，一旦发晕，她会用它找老谢要杯热水。
对这些要开水喝的乘客，老谢有求必应。他知道，这些乘船的女人，把血浆留在城里后，还要坐他的船回到农村，等待下一次的航程。
[责任编辑：tumi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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