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287期封面专题：30年小事记
30年的小事，是历史的边角料。
13亿人的小事，就是史诗。
1978—2008，中国的30年，是东方最古老的国家华丽转身的30年，摸索前行改革开放的30年，世界看到他强大起来的30年，国运融入世界的30年，国民重塑自我实现中国梦的30年。
我们每个人都是30年的果实，或证人。
30年，一言难尽，或爱恨交加。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年代。
30年小事史 每个人的30年
历史无需赞歌，小事永放光芒。正如一句玩笑话所说：“大事我作主，小事老婆作主，但我家没什么大事。”——大事国家作主，小事个人作主；对个人而言，人生无大事。
文/胡赳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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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1983年，费正清对《美国与中国》一书修订了第四个版本，他对中国的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洞见，他意识到：“我们的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未来生活方式。”
“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这位中国观察家对此深信不疑。
历史无需赞歌
四联理发店仍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屹立着，这个上世纪50年代由周总理安排、从上海迁来四家最好的理发店组成的“四联理发店”在1978年的秋天重新开张，30年来，它从北京最时尚的理发店变为最复古的理发店。它目睹了时代风气变化中发型的转变，男人们从一式的分头，到费翔式的波浪头，再到郭富城式的分头，老板式的寸头，染黄的发梢，还有那些宣称“音乐是自己的，头发是自己的”摇滚音乐家们所留的长发。女人们的头发也从麻花辫子、稀刘海、齐耳短发变得丰富而多彩，受日本电视剧和港台风的影响，美发店里的招贴海报上越来越多新的选择，美女的大头照带给人们更多的愉悦。
时至今日，关于头发的故事愈演愈烈，女人们把头发弄碎，又把它们一根一根接上；把头发烫后，再把它们全部弄直；把头发染了，却戴上假发出席宴会。
理发的价格也从当年的块儿八毛，到现在的百儿八十，千儿八百的也大有人做。再也没有人敢随便揪着你的头发了，即便你们是夫妻。头发的权利在成倍的增长，女性主义者的头发也在越来越短。现在，脸盆就是用来洗脸，而不用承担洗头的任务。在大街上，有许多店铺在做这种生意。
人们用四个字纪念和重申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改革开放”。1978—2008年，经济学成为显学，那个当年参加莫干山经济学人会议的年轻人张维迎，如今已是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而在50高龄半路“出家”研究经济的茅于轼如今已近80岁了，他实验的山西小额扶贫贷款和北京富平保姆学校，志在使农民摆脱贫困和能更好地融入城市。他坚持认为分散决策、自由市场、农民进城是中国通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改革意味着“公平”，而开放意味着“效率”。人们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大解放，90年代的投奔商业社会之后，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并没有停止反思，在公平与效率的争论之间摆荡，人们甚至认为，最好的知识分子、最杰出的大脑都投身到经世济用的中国富强之路上来了。
毋庸置疑，一个全球化的格局来临，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是孤立而单一的，如果没有澳大利亚大使馆对中国政府的提醒，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将不会得到最终的解决，内政和外交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没错，这个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是“蝴蝶效应”而不是美国总统统治全球。
谁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受益人？答案是那些勇于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在历史的玄机中左右突围，最终不仅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人们既参与了历史，又创造了历史，凌志军将之概括为“中国的新革命”，他以中关村为题，详解了在政治与市场的夹缝中拼杀并最终主流化的中国新经济。那些有所作为的官员、知识分子和实干家们审时度势，在日常的小事里，每天都在改写历史。
小事永放光芒
茅于轼在生活中发现，中国的乞丐不是讨“饭”，而是讨“钱”，这相比很多国家的乞丐而言，中国的乞丐更体面。余华在小说《兄弟》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时间压缩机赋予中国一个庞大的胃口来消化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一切价值也都在被重估，你甚至来不及为拆掉的胡同和四合院忧伤或扼腕叹息，就已经在物华天宝的Shopping Mall中感到愉悦了。
有了年鉴学派以来，布洛赫、布罗岱尔这些历史学家对历史整体呈现的努力使小事进入了历史研究视野。由法国人阿利埃斯和杜比所撰写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更是切入了一个更为隐蔽的主题：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与历史息息相关的？
社会学家周孝正，记录了一本流水账，几十年来，他将每天的花销详情都记录在案，这种小事，便构成了研究CPI的最佳个案。1980年结婚的曹蔚今年53岁，在她的记忆里，蝴蝶牌的缝纫机、永久牌的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代表了大家嘴中的“三转”，而“一响”指的是能听广播的收音机。而现在，车子和房子、全套家具、盛大婚礼取代了结婚的“四大件”。就算这样，中国的离婚率仍在攀高，《纽约时报》在3年前报道说，2005年中国的离婚率是1979年的5倍。婚姻的解体被专家解读为“个人主义”的需要。
从小事中，最容易看到生活方式的变化。这30年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更迭可谓最是耀眼。从传统走向现代，从集体空间走向个人空间，对新观念、新事物的吸收能力和尝试精神令人眼花缭乱。可在1979年，设计师皮尔卡丹初次来华，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一场时装发布会上，当模特将外衣掀开时，观众们被惊得变成往后躲闪的人浪。
1978年出生的人完整经历了这30年，他们是邓小平的“婴儿”。阶级斗争不再是生活中的主旋律，上大学、找工作、到大城市是他们的人生理想。在他们的回忆中，一些文化符号曾经影响过他们，譬如崔健、罗大佑、先锋小说、诗歌，但很快，谋生与创富的想法使他们变得越来越实际。当他们完全放弃精神上的追求后，就会彻底平和与主流了。人们阅读老六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和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这两本书可谓是对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迷恋。在每一个节点上，1978年的人都赶上了，童年时期在80年代的思潮中开蒙；少年时期在下海声中苦读，并见证了香港回归的盛况；青年时期拥抱了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来临。
小事无法一笔带过，改革开放使中国迎来了青春期。一个“新锐中国”的雏形初现，她以庞大的面目示人，而细节隐藏在历史的褶折中。历史的大名叫高大全，小名则叫低小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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