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太原11月14日电（记者王坤 邹伟）二层小楼、一家商店、一家棉厂、三处门面房、两辆家庭轿车、家电一应俱全……“这些财产放在30年前根本不敢想。”走进山西闻喜县南郭村的“百万元户”郭翠翠家，这位66岁的老人这样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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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郭村和郭翠翠各自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身份”：前者是山西最早搞包产到户的村子；而后者，就是当年第一批参加包产到户的农民之一。
谈起这些年来家里的巨大变化，她说，改革开放30年，勤劳致富带来的生活改善是实实在在的，而在这背后，她也经历了一个从“怕富、不敢谈钱”到主动大胆创造财富，再到现在鼓励儿孙们创业守业，回顾这么多年来的致富之路，“我最难忘的还是当初那80块钱。”
郭翠翠老人所说的这80块钱，正是当初搞包产到户的时候，队里给她兑现的超产收入。
“那还是1978年初，俺在南郭村生产三队，俺们的孙队长才刚刚上任。”她所说的这位姓孙的生产队长，就是被称为“山西包产到户第一人”的孙炳新。当年，孙炳新为了保证口粮，悄悄压缩了棉花种植面积，并把73亩棉田包给了19户农民，郭翠翠家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做法受到了这些农民的欢迎，他们怕孙炳新说话不算数，居然还签订了一份“秘密合同”：在交够了规定的皮棉数后，超产的皮棉都归农户。
“到了秋天，俺们每户承包的棉田都超产了，按‘合同’规定俺们就可以把超产的棉花秆拿回家，可是我们有6户包的田就在公路边，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去拿，当时那可不仅仅是‘瞒产私分’的罪名，要是被上边知道我们搞包产单干，是要坐牢的。”郭翠翠说。
“孙队长为了兑现合同，就由队里把俺们这6户的超产棉收了，再折算成钱，每户发了80块，领到了这一大笔钱，当时的那个高兴劲儿啊，俺一辈子都忘不了。”
“当时心里也特别紧张，俺们发毒誓谁也不能把领到钱的事说出去。因为大伙儿都‘穷惯了’，认为穷就是光荣，富就是可耻，谁家要是富了一点，说不准就要被批斗，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越穷越革命，那时候大家都是这个想法。”
“改革开放了，俺们农民的思想也解放了。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谁不想呢？大伙儿的手脚都放开了，办企业、搞养殖、外出打工……我那80块钱的事，根本不用瞒着。呵呵，谁还在意啊？”
从1980年开始，联产承包的效果开始显现，郭翠翠家和其他乡亲们一样，生活一年比一年好。“1983年俺们家就买了电视机，再也不用挤到大队里去看电视了。”
“1986年俺丈夫恢复了名誉，摘下‘右派’的帽子，到了东镇棉厂承包了一个下属的棉站，全家开始搞棉花脱绒加工，厂子越做越大，不仅自己富了，而且还把棉厂的许多人都带富了，现在的百万家业都是从那时候开始攒下的。”
“过去被批判的对象，后来都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致富不可耻，勤劳致富就是最光荣的事！以前是生活刚有改善就满足了，不敢赚大钱发大财，现在谁要有本事合法致富就是大家学习的能人。”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郭翠翠家盖起了二层小楼的农家院落，家里开了商店，棉厂扩大经营，在集镇还有3处门面房，每年的租金都相当可观；大儿子在北京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二儿子留在家里料理生意。
“俺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儿孙们把家里的产业越做越兴旺，将来能到国外做生意才好呢！更希望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共同富裕，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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