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80后”一代诞生
从姚明到韩寒,从郎朗到李宇春,他们是受宠的一代,又是失意的一代,他们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受到的争议越来越多
采写：本报记者 杨传敏
两名杰出的“80后”运动员,姚明,1980年生,刘翔,1983年生。
超女李宇春,1984年生。
作家韩寒,1982年生。
1980年9月25日,中央发出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只生一个孩子。
198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计生委。
1990年,北京西单路口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咨询会。
改革开放30年30事
1980年9月12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一个小婴儿呱呱坠地。28年后，他成为了中国的骄傲，进入了NBA最优秀的球星行列，他的名字叫姚明。这个看着成龙、李连杰电影长大的篮球巨星，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有两个相同的标签，“80后”，“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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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姚明诞生前5天，国务院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向全国人民宣布：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党团员和干部要坚决带头。在姚明诞生后13天，中央发出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人类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一个物质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里，独享着父母的关爱。他们在享受着物质富足的同时，陷入多元精神和文化的迷思。
1980年，“只生一个好”就像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中为数不多的计划内容，它预埋了将近30年伏笔；这一代人被贴上“80后”的标签，他们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受到的争议越来越多。
新中国两轮婴儿潮
在几乎所有生产都纳入计划的时代里，人口生产几乎是唯一没有纳入计划的指标。
1980年，是“只生一个好”的口号风靡大江南北的一年。当年，新华社发布了一份令人震惊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导弹控制论专家宋健在这份报告中预测，如果按照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生育水平，中国在下一个世纪初，人口将超过14亿。到下世纪中叶，人口将达到40亿。
人口控制论，在当时还是科技含量很高的新鲜玩艺儿，被称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人口控制是一个纯粹的社会问题，生于1766年的牧师、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曾经预言，由于人类无法摆脱繁殖的本能冲动，人口将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数列增长。因此这个200年前的经济学家推出了以下结论，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解救贫苦者的方法不是平等的社会制度，而是直接抑制人口增长。
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几何增长预言似乎形成对应关系的，是每次战后，各国相继出现的婴儿潮。二战之后的美国，在战后20年里，一共出生7800万人。美国人为这一代人起了一个名字：babyboomers.连任两届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作为史上当选最年轻的总统之一，就是babyboomer中的代表。
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0年到1960年，经受了大灾荒、十年浩劫的洗礼，仍然迎来了两次人口生育高峰。在几乎所有生产都纳入计划的时代里，人口生产几乎是唯一没有纳入计划的指标。
一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轨迹，1953年，中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证明，中国并不是只有《长城谣》里面歌唱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而是拥有近六万万同胞。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人口已接近7亿。
到了1980年初，中国人口已经增长到这样一个程度，买菜、看电影、吃饭，满眼望去，都是人。排队的都是人。
错批一个人增加几亿人
马寅初的控制人口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重获重视，导弹控制论专家宋健就是其中一个支持者。
人太多了。被人群包裹着的人群，心情复杂地重新回忆起马寅初、这位在当时已近百岁高龄的老先生。上世纪50年代，马寅初注意到新中国人口正在迎来飞速增长，几乎是“每年净增一个中等国家”。1957年，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在那个讲政治的年代里，他还想方设法为他的理论寻找政治上的理论依据：“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在1957年，“大跃进”、“反右”的政治空气下，马寅初被不自觉地卷入斗争。1958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政治嗅觉灵敏的投机分子、理论家康生给马寅初安上了“马尔萨斯派”的头衔，这位经济学家成为了众矢之的，他不得不主动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马寅初获得平反，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审阅了马寅初的材料后说了这样一句话，“错批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马寅初的控制人口思想，在1980年重获重视。人太多，而且如果保持从前的生育率，无疑会更多。这个现实，刺激了很多人。著名的控制理论专家，宋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当时担任航空航天部第二设计院副院长，曾领导和主持了中国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研制。
宋健是马寅初的崇拜者，他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他当时曾被马寅初在批判中一段独白感动，“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宋健对用计算机模拟人口模型发生了兴趣。1978年，他去芬兰参加国际自控联第七届大会，顺访荷兰，在屯得特大学遇到奥勒斯德（G·Olsder）教授，见他们也在用控制论方法研究人口问题。“万里之外，不期而遇，不胜欣喜”，回国后，宋健信心大增，研究工作进展有如破竹之势。面对令人忧虑的中国人口，他邀同所的于景元、李广元，应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接续研究人口控制问题。其间，熟习人口学历史，搜集中国人口资料和数据，建立数学模型，选择控制方案，费时一年多。
“只生一个好”的由来
宋健和他的同事用数学模型模拟人口演算得出每对夫妇只能生一个的结论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三人联合发布的《中国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宋健计算出，如果今后平均每位妇女生两个孩子，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消息发表后，很多人纷纷来信询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还专门约见宋健，询问是否有办法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4亿左右。那就好了。
用数学模型模拟人口演变，很快就成为人口学中的主流。继续这套思路，宋健和他的同事于景元一起，完成了人口控制中一个关键定理的证明，即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一个双向极限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的生育数，超过这个极限，人口将无穷地增长下去，反之，低于此极限值时，人口将逐步下降。他计算出中国80年代初的限值是2.16.
这一结果公布后，不少数学家和控制论科学家按此方法扩展研究，逐步形成了人口控制论这个学科。这个成果获得了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并同时获得了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艾伯特·爱因斯坦奖。
除了马寅初，宋健也许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科学家。正是他主导了工程控制论应用于人口控制论，赋予人口控制以科学论证的严肃性。
如果按照这个研究成果，一对夫妇应该可以生2个孩子，似乎离现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有距离。
事实上，最早的生育控制是从地方城市开始。60年代初，天津，上海，广东等城市地区率先提出了自己的节育措施。从1970年开始，中国小心翼翼实施计划生育。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
70年代，妇女生育率逐年下降，从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6年的3.27，直到1980年，已经下降到2.24——几乎已经接近宋健提出的生育临界值2.16.
但中国人口基数实在是太大了。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1年，宋健又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生育2个孩子，中华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内，中国人的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而且，中国的水资源最多也只能养育6.5亿人。同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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