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志杰/湖南衡阳报道
一审拖了17年，原告疯了；三个被判刑的罪犯，七年多了仍旧在外招摇
一审拖了17年，原告疯了；三个被判刑的罪犯，七年多了仍旧在外招摇；另一个学生被打案件中，拖了11年后才一审开庭，起诉时12岁的被告小姑娘出庭时已为人妻。而另一个案件则使用诉讼技巧，才在15年后重新启动案件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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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件都发生在衡阳法院系统。其间，法院院长已经换了很多个，甚至，一些主办法官、律师已经去世了。
而更多的案件，如海底的礁石，随着时间的流逝，才会逐渐露出水面。它们也如同一个个炸弹，每次爆发都在摧毁司法公信的根基。
法谚说：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湖南衡阳“长寿官司”批量出现，在中国司法史上实属罕见。
邻里案一审17年——原告疯了
阳光打在通往衡阳县界牌镇界江村的泥路上，路边杂草丛生。
这是一栋只有三间房屋的土坯房，泥巴与石灰铺就的地板上，绿色苔藓依稀可见，白色的薄膜纸封着土窗。
儿子伍云说，家里惟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个21寸彩电。但是妈妈屈冬娥很不满意儿子的说法，她坚定地认为：必须锁门，因为邻居会来家里偷东西。为此，她特意用一张废旧的椅子挡在了门内。
所有的邻居都列入了60岁的屈冬娥莫名其妙的怀疑和怒骂的名单，而她的丈夫则常常要在农活忙完之后，“满山遍野地找老婆”。
经医院诊断，屈冬娥患了精神分裂症。家人们靠进口药物勉强维持这位农妇的情绪稳定，有一次，三个月没有打针的她病情复发，用刀砍伤了丈夫的脚。
乡亲们认为，事情的源头，是1991年的那一场打架，以及随后发生的无厘头诉讼过程。
1991年8月29日，屈冬娥的鱼苗池被冲，而鱼苗池上方伍仁义的田里则开了一个新豁口，屈冬娥要求对方赔偿鱼苗损失4.5元，伍仁义拒绝，口角后意外发生斗殴。随后的衡阳市中院法医鉴定认定屈冬娥轻伤。
村镇调解均告失败后，屈冬娥于当年12月31日向衡阳县法院提起诉讼，提交起诉书、法医鉴定、医药发票，法院给了一张收据，收费100元。
随后，屈冬娥不断前往法院请求法院主持公道，得到的回复均是“正在调查”。
等到1994年，法院经办人员告诉上门的伍云：没有见到材料。
这个消息，让屈冬娥一家焦虑万分，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法律，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屈冬娥原来在衡阳市某中学当女生寝室管理员，也正是在这一年，学校发现其举止神态开始出现异常，将其辞退。其主要症状，就是无端怀疑别人。而她的家族和她自己以前都没有精神病史。
“她对一切都失去了信任。”伍云说。随着病情越来越严重，屈冬娥由怀疑周围的人，到怒骂别人，随后又惹起他人反感而遭到打骂，如此恶性循环，到了1999年，医院确诊：屈冬娥患精神分裂症。
一年又一年，她的案件，仍然没有开庭，毫无进展。
2000年1月5日，衡阳市委组织“市民大接访”，伍云幸运地找到了市委书记梅克保，得到了要求法院迅速办理此案的批示。时任市委副书记李湘沅、黄忠彩等领导随后接见伍云，作出批示。衡阳市政法委、市治理经济发展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市中院分别致函衡阳县，要求迅速处理该案。衡阳县委表示高度重视此事，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龙国项亲自督办。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3月28日，案件首次开庭审理。
县法院向市委汇报说，1991年收屈冬娥的100元已经用于车费。
案件随后又陷于停顿，因为法院说被告伍仁义在参加首次开庭后就不见了。而实际上，伍仁义就在镇上居住。
此后，伍云一家不断在法院、政府、人大等门口上访、徘徊。“一次次被乡政府的车送回家。”伍云的弟弟在部队服役，部队也发函给地方要求速办此案。
2007年5月11日，衡阳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伍仁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管制一年，赔偿屈冬娥3000 元。二审维持原判，并认为虽然案件审理超期程序违法，但“并未影响本案公正判决”。
此时，距离提起诉讼17年，距离市委书记批示7年。
“最大的损失是妈妈因此疯了，她是被逼疯的。”伍云为此提出索赔，但均被驳回，因为没有证据。而他向法院申请对妈妈的病情与1991年被打的关联进行司法鉴定，也不了了之。伍云拒绝领取这3000元，虽然定期给妈妈治疗的费用已经让这个家庭濒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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