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解决吃饭问题只能立足于自给。因此，粮食安全以及农业自身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有着同样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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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的商品属性，关乎数亿粮农的收入问题；粮食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关乎国家的粮食安全。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粮食安全问题，对农民的福祉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目标背离”难题
今年7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和《吉林省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会议特别强调，要使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201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2020年达到10800亿斤以上。
“粮食为万物之首，粮价为百价之基”。在当前国际粮价大幅上涨的背景之下，国务院出台的这个纲要和规划，不仅非常及时，而且意义重大，它又一次表明了中央对粮食这种“特殊商品”生产的高度重视。
与中央的鲜明态度相比，地方上的某些干部并没有将粮食生产摆在突出的位置上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到长三角地区采访，听到了一些干部抱怨，现在工作压力最大的是招商引资，可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项目招来了，又常常无地可供，叫他们左右为难：“这岂不成了既想让马儿跑得好，又不想让马儿吃草？”既然上边如此重视工业化、城市化，那么就应该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言下之意，呼之欲出。
“粮食安全是国家的事，财政收入、本地发展才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事”。在一些地方忽视粮食生产的事实背后，这样的认识并非特例。在他们的眼中，政绩和财富才是他们追逐的重点甚至惟一目标。只有招商引资，只有工业化、城市化才是重中之重，而效益较低的农业只有“让路”的份，则屡屡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本刊记者在凤阳县小岗村了解到，在近年农村种植结构调整中，该村1800亩耕地中，有600多亩进行了经营权流转，全部进行葡萄和双孢菇种植。据村民预计，因为减粮增收，短期内该村将有50%的粮田转向非粮生产。
苏皖等省的多个产粮大县领导说，“小岗压粮”现象是市场价格机制对粮食生产“逆向指导”的结果。小岗现象在中西部地区的产粮大县中可能会蔓延开来。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国家、县乡基层政府、农户在粮食生产上存在明显的“目标背离”。国家目标在于确保粮食安全；县政府的目标在于“强县富民”，这与发展粮食形成现实冲突；农户目标在于增加收入。如何破解“目标背离”、保持方向上的同一性？是当前粮食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传统粮区的“底线”之忧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但仍阻挡不住“世界工厂”的无限扩张。伴随着推土机轰隆隆的声响，大片大片的粮田湮灭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据统计，最近5年间我国耕地减少近1亿亩。难怪连江南一些号称鱼米之乡的地方也不得不外购粮食。至于“风景旧曾谙”的梦里江南——清清的河水，黄黄的稻穗，田田的荷叶，嫩嫩的菱藕，早就开始一点点褪化、消失。对晚辈来说，“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意境，只能诵读而不能亲见了。
安徽省民盟委员王光宇完成的一项耕地现状研究发现，自1978年以来，安徽省耕地面积呈连续减少的态势，27年间耕地面积共减少360千公顷，年均减少13.34千公顷，相当每年消失一个小县的耕地。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人均耕地占有量临界线为0.053公顷，安徽省目前有1/3以上的地区低于这一保障线。
最近本刊记者走访了安徽芜湖、阜阳、六安和江苏东海等粮产区，基层干部、农民说，眼下出现多种“新剪刀差”共同制约粮食生产的局面，是多年罕见的，对粮食生产的负面作用不容低估。尤其是种粮收益与成本“两个增速”间的剪刀差叫人担心。芜湖县粮食局的调查显示，当地小麦市场收购价较上年增幅10.45%，而生产成本投入亩均增幅28.06%，高于价格增幅17.61个百分点，从而导致小麦亩均效益较上年猛降49.75%。中西部传统粮区能否稳定粮食生产的“底线”，是件值得警惕的大事。
站在国家的层面考虑问题，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解决吃饭问题只能立足于自给，不可能寄希望于外采，因此，粮食安全以及农业自身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有着同样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对“三农”的地位作出了如此之高的评价：“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廓清误区凝聚共识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度，在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过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绕不过的两道坎。各级官员把工业化、城市化当作驱贫致富、后来居上的“终南捷径”和“不二法门”，当然有其自身的逻辑。但如何处理粮食安全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确实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一道难题。
有观察家指出，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就可以被忽略甚至可有可无。农业与工业、城市的关系，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主子”与“奴仆”的关系，更非继续让农业无限度地“让路、服务”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少干部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表现出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早已过关，“粮荒”是很久远的事，是别人的事。从国际经验观察，日本政府宁愿让农田抛荒，给农民补贴，也不愿将土地挪作他用。其“藏粮于土”的策略，在于对困难时期迅速恢复种植能力的预谋。而韩国则专门设立了水稻节，以示对农业的重视。最近粮荒在世界一些地方的蔓延，令人警醒。
还有干部认为：“可以让中西部地区多搞农业，让东部地区多搞工业，打造‘世界工厂’，这样就实现了合理布局。”受访专家指出，长三角是粮食的主产地，这是由1200毫米的年降水量决定的，这样优良的自然条件，到中西部地区是花多少钱都难以买到的。不仅如此，稻作农业为主，渔猎蚕桑为辅的文明，是适合长三角湿地生态系统的，如果坚持减少稻田，长期看来，地面的沉降，城市热岛效应的增强，饮用水的变质将是难以避免的。
事实上，发展好现代农业，也是广大农民实现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虽然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但对大多数农民而言，目前的主要收入还是来源于农业，可以说农业既关乎国家的粮食安全，又关乎农民的饭碗，忽视不得。
要把农业真正摆到“基础”的位置，最根本的是要让每个官员克服狭隘的地方思维，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认真思量粮食安全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食安全分级责任制，形成有效的粮食安全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体系，全面落实粮食生产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温家宝总理说：“我国是人口大国，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牢牢把握解决粮食问题的主动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应成为全体干部的共识。
（《瞭望》新闻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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