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
【国民感言】
◆缪剑文(上海，律师)：
作为一名“青壮年”律师，今后我会有更多机会为企业和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比如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保驾护航”。我相信，一般来说，律师绝非挑词架讼或唯利是图之辈（当然这些人总是有的），而是通过法律途径为客户争取合法权益，或防患于未然，或事发之后协助解决纷争平息事端，这本身也是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啊。
随着执业经验的积累以及对社会观察和了解增多，我想，我还可以就执业中碰到的法律问题为国家的法律的法规的起草和修订提供参考意见。同时，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与其他同行一道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国家的法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建设性的讨论以及群策群力的实践中去。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我会继续努力，和很多有责任心的公民一起，推动国家民主法治进程：会继续通过典型个案推动法制变革，通过研究为制度变革提供建设性方案，通过参与公共事件发出理性的法治启蒙的声音。我们努力会把“公盟”发展壮大为公民社会健康理性的参政团体。
我还会努力实践非暴力的理念，用承受痛苦的方式消除野蛮暴力，消除社会不公正带来的暴戾气息。必须有健康理性的力量主导中国社会的现代文明转型，这种力量必须来自人性的道德良知。
我会努力成为公民的榜样之一，爱自己的国家，坚守良知，捍卫正义，一生致力于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国家。我要让人们看到法治和正义的希望，让人们相信政治可以是美好的，我们的国家可以是和谐幸福的。
◆丁学良（香港，教授）：
我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在中国鼓吹国际上办大学、办研究机构的先进体制、经验。这些即便不能马上变成现实，也能给有志改革的人提供参考，等时机成熟时付诸实践。
我还要继续不断地推动中国同国际主流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华民族更好的发展机遇乃至全面复兴的机会，只能来自于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全方位互动。中国越对外开放，中国就越有希望。
◆信力建（广州，民办教育者）
在将来，我还想再开100所幼儿园，10所大学，2个研究院，2个孤儿院；我还想担任与世界各国友好使者角色，像中日、中欧、中美信使或台海两岸信使，因为我走访过四十几个国家，基本上游过大半个世界，有能力让中国人更多了解西方社会文化，并且增进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最后，我还要呼吁千万个教育家从事教育行业，如果能“安得名校千万间，尽育天下学子俱欢颜”，余愿足矣。
◆立秋（北京，公务员）：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每个普通公务员而言，若不能升职，至少应该做到不为虎作伥，做到尽量说真话，做实事；若能升职，倒应该多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情怀。公务员，自当以公务为要；公务者，又自当以民为重。从自身做起，守己以待时，以点滴之努力推动“自下而上”格局的形成，“为国为民”或能终成一体。
◆盛大林（郑州，媒体人）：
我觉得我能当一个比较好的公仆，越高级的公仆我越适合。至少，我绝不会像现在的某些公仆那样贪得无厌，即使是个“芝麻官”也要住豪宅开名车；我也绝不会像某些干部那样，尸位素餐，任凭有毒的东西掺入食品直到走上百姓的餐桌。如果我是公仆，我愿意公开我的所有财产及其来源，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监督……如果国家能为我提供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能为国家作更多的贡献。
◆杜冬劲（上海，律师）：
我父亲1940年生人，很小就父母离散，放牛为生，几乎饿死。十来岁时，他从老家出发，步行几百里，找到已经改嫁给共产党员后爷的奶奶，吃上了“国家饭”。父母对我说，没有党和国家，可能他们都饿死了，不用说结婚、把我和弟妹抚养成人。
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免费，后来考上重点大学，到了幸福感的顶峰。缺衣穿时，我就想，要多体谅国家，国家会全盘考虑问题。这几年经济发展，的确也有很多人过上了不错的日子。
但这次奶粉事件，我发觉这种想法有问题。如果没有受害者的投诉，甚至诉讼，问题会暴露吗？遑论解决。我原来的体谅法，表面和谐，实则不利于自己，更不利于公共利益。站出来，把事情讲出来，该公众讨论的讨论，该司法判决的判决，改进制度，是否是更加可贵的公民素质呢？国家应该为公民的这些行为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向投诉、起诉的受害公民致敬！
◆纪雪涛（广州，软件工程师）：
我还能为国家做的，就是跟她继续较真。较真很可恶？若有时间，我还想跟她找碴呢！例如，我曾为一座清代园林的保护，打电话给文化局、给某市的“市长信箱”写过信，前者不能给我答案，后者问了一大堆我的个人资料，两个多月过去却没有回邮件。较真需要精力，找碴还须冒险，正因如此，这两点我还做得不够好，为此我深表惭愧，并向较真和找碴者致敬！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我会在国外好好读书，为实现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奋斗，这是我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才是社会幸福的基石。力所能及，我会尽量帮助别人得到个人幸福或公民权利。
我希望未来当一名大学教师，帮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教给他们自信和宽容。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在培育公民精神和推广公民实践方面身体力行，做公民教育的吹鼓手。中国未来二三十年将实现巨变，我将把所学奉献在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上，并亲身见证这一过程。
◆江锡钰（安徽蚌埠，媒体人）：
我绝不做挂名的“教授”，要让学生们感受到，知识分子的良知，不会在我们国家泯灭；我也相信我的学生，这份良知，他们一定会传承下去。
◆姚仰生（广州，大学教师）：
继续做一名循规蹈矩的公民，同时帮助学生成为一名具有参与意识和批判意识的公民。
◆丁莉丽（杭州，大学教师）：
我想利用讲坛这个有限的平台推广优秀的思想文化，唤起大家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尽管这一切在这个时代听起来似乎有些虚无缥缈、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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