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我为国家做了什么_深度报道_新闻

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我为国家做了什么

http://news.QQ.com　 2008年10月03日13:02 　南方新闻网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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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

【国民感言】

◆缪剑文(上海，律师)：

我希望当我到行政机关办事的时候，不用找熟人(哪有那么多熟人啊)；我希望法院的法官个个像法官，再也没有法官会对我咆哮“不要跟我谈法律”；我希望我为客户取得的胜诉判决能得到执行，而不是成为嘲笑律师无能的一纸空文；我希望中央和地方的法律执行该一致的地方总是一致的；我希望政府颁布的规章总是符合语法、逻辑和法理的，而且深思熟虑，目光长远，如果这样的话，我将会从我的工作中得到更多乐趣。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希望有一天，国家权力都为公众谋福利，法律代表公平和正义，腐败和特权没有了容身之地，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都有法律的保障，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在精神信仰层面都是平等的。社会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所有的人在相同的规则面前公平竞争。再也没有了城乡之间的冷漠和歧视，再也没有了贫富之间的仇恨与敌意，再贫困的人也会有体面的生活和尊严。

◆丁学良（香港，教授）：

我最希望国家给中国最好的十几所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它们更多学习国际上优秀大学的经验和模式，为常年在海外的人服务国内建立常规渠道。

希望国门更大、更开放、更透明。缩短与世界先进大学的机制差距。最好的国内大学，有更多的自主性、创新力，大学之间、学校内部有更公平的竞争。

假如有机会，我希望做一所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学的校长。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蔡元培、胡适这些令人敬仰的大学校长。假如给我法律保障的充分治校自主权，我一定可以把海外好的模式引进中国。当然，不是靠我一个人。

◆信力建（广州，民办教育者）：

可以与领导人自然地握手，可以和国家领导通电话，可以邀请领导人来家里吃家常菜，通过如此亲切平等的交流形式，体现亲民的“官员”形象。政府是一个服务型的角色，官和民是同等的，不分贵贱，惟一不同的只是社会分工。

我希望，国家扶持更多的民办教育事业，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不收费或减免收费，减轻民办教育的负担。或者，降低或取消条条框框，甚至干脆不干预教育，让它自己成长、壮大。

◆李煜（长沙，大学生）

国家应让教育支出在GDP的比重更高一些，尽快让大学教育变成免费教育，可能我无法受益，希望我还未出生的表弟能够受益。

◆胡森林（北京，国企员工）：

一是改善农村基础教育，让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的农村孩子在校园而不是工厂的流水线上追逐他们的梦想；二是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使我将来不至于被住房、养老和教育这些大山所压垮。

◆立秋（北京，公务员）：

领导干部不要把数百万的普通公务员当作“许三多”；民众也不要一想到公务员，就同贪官污吏相联系。不妨“拿来”同是威权体制的新加坡和共属一国的香港经验。有职务和级别分别的晋升制度，就无须在“升官发财”上一条路走到黑（中国公务员只有1/15左右能够升到副处职位）；在彻底杜绝灰色收入和不合理职务消费的前提下，有薪酬差距的激励措施，勤政为民就会是一个看得见的“胡萝卜”（香港政府最高和最低的薪酬差距40倍）；有廉政退休金等方式，遵纪守法就不会只是落在口头上。

有权力没责任，有激励没监督，公务员很难不变成私务员。设立类似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香港的廉政公署这样的独立调查机构大有必要。

◆周翼虎（北京，央视职员）：

我希望国家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个人尊严和机会。我身边的白领朋友，在十年前都津津乐道地谈论创业、前途理想，但他们现在更多的在想办法怎么拉关系、走门路，怎样从体制内获得资金和机会。只有让体制外的人们重新获得欢乐和梦想，体制内的成员才能活得更好。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我希望能够真正得到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能够通过媒体和立法机构等有效地监督政府，公民应该拥有得到社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服务和免费教育的权利。

我最想的是充分享有知情权和表达权。比如网上发帖再也不要有敏感词审查。我希望像我这样的自费留学生，也能得到国家奖学金，同时毕业后也能够不受歧视地回国进入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就业。我不需要国家的管理者充当人民公仆、把每个来办事的普通民众都当成自己亲戚一样重视，只要他们能做到平等待人就成了。我希望国家设立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如果我有合适的项目策划，就应该能够申请经费组织实施。

◆江锡钰（安徽蚌埠，媒体人）：

如果能有一部规范保障新闻事业发展的新闻法，其作用决不在神七之下。这么伟大的国家，有了新闻法，更多的简光洲，更多的东方早报、南方报业，就敢开口说话，三鹿之类的丑闻才会更少。我相信有生之年一定能看到这部标志着我国文明迈出一大步的法律出台，我和我的学生都能在法治的阳光下工作。

◆姚仰生（广州，大学教师）：

我对国家没什么要求，惟一的希望是，当我到非户口所在地工作时，我不会因为没有“暂住证”（“居住证”）而受到盘查或者被抓起来。我热爱国家，也希望国家热爱我——至少“联防”不要像对待恐怖分子那样对待我。

◆王卫明（南昌，大学教师）：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过：“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因此，我不会要求国家为我做什么。

◆周丽君（北京，财经评论员）：

我只希望来套廉租房！能让我的“房租收入比”维持在20%左右，我就谢天谢地了。除20%用来租房，20%用来生活外，或许另外20%可以用来积蓄，20%可以用来买书买报，甚至还有20%可以用来与女朋友培养感情……

◆曹清泳（天津，国企员工）：

母亲患病身体一直不好。由于现在医药费巨高，再加上大夫的脸色比病人都难看，母亲怕身上的病没治好，倒会被医院折腾出新病。于是，她被时下那些“悬壶圣手”忽悠得不是买书攻读，就是吃不知已流传多少代的宫廷秘方。钱越花越多，病却未见好。

我希望祖国能切实地对现行的医疗体制进行有效改革。同时，加强医药市场的监管力度，杜绝庸医、黑医等江湖骗子的横行于市，使其罪行昭彰于天下，不要再让无辜的老百姓上当受害，当他们的冤大头。

◆李昌平（北京，三农学者）：

生活工作在北京好多年了，一年纳好几万元的税和费。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经常有人要我办“暂住证”或“居住证”。我是湖北人，可我已多年不尽“鄂民”义务，也不可能回湖北度过残年了。除非使用暴力把我押送回。我既不是“鄂民”，也不是“京民”，可我还是“公民”吧？我一直想对祖国大声说：“祖国，我是你儿子！”当然，我永远是我父母的儿子！因为，他们永远都不嫌弃我！

◆周士君（河南新乡，公务员）：

期待国家能继续加快改革开放，敞开愈加宽阔的胸怀，包容并善待那些听上去有点不当或刺耳的声音。

◆郭龙（广西桂林，师大毕业生）：

希望国家能对高等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革：大学不再是大大的学校，而是有大师的所在，而高校教师也不再是整天忙着科研或炮制论文，让研究生给我们本科生上课；并且改革对高校的评估方法，不再是集体造假来应付，我们也不必再去做那种毫无意义的事情，如捡树叶、背校歌……总之，希望我们的大学是一个真正培养人才的地方。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按照她制定的法律来做就行了。哪怕打个六折，我也很满意。

◆顾海兵（北京，教授）：

中国再也经不住乱了，改革之路必须且只能是龟式的，不怕慢就怕站，多点思考少点盲动，坚持市场经济不动摇，坚持民主政治不动摇，坚持经济安全不动摇，坚持国家尊严不动摇，非暴力、非对抗，和而不同。

◆孙存准（湖南永州，下岗职工）：

我觉得，国家已经今非昔比。她有实力举办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她有能力送“神七”遨游九天，她也有办法改变我目前的处境，为我及像我一样的下岗职工提供为国效力的工作岗位，让我们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我坚信，日益强大的祖国才是我们牢不可摧的靠山。

◆钱夙伟（浙江湖州，银行职员）：

现在最让我担心的是社会不公，尤其是官场的腐败。作为一个小市民，这大概显得有点可笑，但却是我的心里话。儿子刚工作，对单位里的许多潜规则已知之甚多。这种看不见的腐蚀，其实是最可怕的。因此，我希望国家在抓经济的同时，更快地推进民主，强化监督，让大家都以正义作为基本价值追求，都按规矩做事，千万别再让正直老实的人吃亏。

◆仲儒（广州，银行职员）

对目前生活很满意，死才是个大问题——听说现在墓地的价格比房价还贵，要不就降低点殡葬费用吧。

◆座中人（北京，媒体人）：

我不否认伟大成就，但别再让我反复论证“地球是圆的”，请求国家让我采访采访今后改革怎么改，远的不说，起码让我了解一下油、电定价怎么改。

◆Sandy（infzm.com网友）：

也许有一天，同性婚姻能够合法化？

◆周凌峰（长沙，自由职业者）：

从来不敢指望国家能给我做什么，如果可以，少收点税，另外，给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弄一本医保卡吧。

◆英子（上海，人力资源主管）：

希望给我们提供安全的食物和生存环境，让我有勇气生孩子。

◆李渊峰（北京，现役军人）：

我已到了不惑之年，生活中该有的，国家已经都给我解决了，我真的不需要国家再为我做什么了。以我20年的部队经历和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了解，希望国家能够出重拳，拿出革命的决心，采取革命性的措施，像当初平反冤假错案一样，严惩党内日益严重的消极腐败现象，让那些贪官污吏如过街老鼠，遗臭万年，无处藏身。铲除腐败现象是我希望国家为我做的惟一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只有国家能做到，其他的我自己来做。这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

◆鄢烈山（广州，时评作家）：

国家还能为我做的多了，但最重要的是让我看到公平正义，使我对我们的父母之邦有信心，有依恋之情，使我们的孩子不做“适彼乐土”之想；而最起码的要求是，使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国家有基本的安全感，而不对食品药品住房等等都心怀疑惧如惊弓之鸟；对于我这个以出售思想文字为生的人，希望有一天能让我堂堂正正地在任何场合畅言国事单位事，而老母亲和妻子不必“心有余悸”，不必担心有人给我“穿小鞋”。

◆丁莉丽（杭州，大学教师）：

国家能为我们所做的，总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能让中国变成一个安全的国家。我身边的同事和朋友，谈所有的问题，诸如三鹿事件，最后总有人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把孩子送出去，留在国外。这一想法变得不再引起共鸣，才是中国人好日子真正来临的时候。

◆陈强（福州，海归人士）：

国家作为大家共同的“家”，有责任为国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让他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时让在海外的中国人时刻感受到祖国的尊严。

现在不少的富人移居海外。

◆xinxudehlg(infzm.com网友)：

一百多年来“国民”俩字叫得山响，普天之下莫非国民，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躲一躲，行不？可这年头要想像严子陵、林和靖一样隐居山林冒充高士，你得先过政府这一关——随便搭违章建筑，不怕被拆了？要不就得划归风景区由管委会经管，你得跟野生的猴子一样搔首弄姿，做“濒危文化遗产”——得！我还是躲家里吧。

◆杨文杰(苏州,退休干部)：

企盼国家更好地关怀我辈老年人。同时希望加快民主法制建设，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我与同仁都很怀念1950年代初的舆论风气，那时苏州市市长违反医院探视病人规定，擅自进入看望住院妻子，过后，地方党报指名道姓进行批评，而今甭说市长，连局长、乡长也难批评。

◆岩泉（江西崇仁，公务员）：

希望能给自由撰稿者更大的创作空间，正像毛泽东所说的：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

◆柯润安（西安，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