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感言】
◆鄢烈山（广州，时评作家）：
国家为我做的最大好事是，我这一辈人没有经历战乱，既无外寇的入侵，也无军阀混战、土匪翦径。比起我们在兵荒马乱中幸存下来的父母，我们太幸福了！须知， 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做“太平犬”的最低愿望也没有达到。当然，这种感觉与我家是“贫农”也有关系，未曾有“五类分子”及其子女那种惶恐度日的经历。“文 革”结束30年来，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全体国民也都共享太平了。
◆英子（上海，人力资源主管）：
让我生长在和平年代，安稳度过了前三十年，同时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令我体会到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也是不能的。
◆周翼虎（北京，央视职员）：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毕业分配在国营单位。大学时代有粮票，有副食补助，免费上大学，工作后单位分房、养老，都让人称羡。但2008年之前，我没深刻意识到国家为我做了什么。从契约的角度看，组织既然束缚了你，当然也应该保护你。
但今年各类经济社会重大事件，让多数城市小白领开始思考国家的作用。在过去的日子里，国家给了我最重要的东西——它如同空气和水，一刻也不能离开，这就是 整个系统运行的“安全感”。国家制定好的规则，我们就能踏实工作生活。我首先想到的是邓公，他没有亲切地拉过我的手，也没有问候过任何一个与我有关系的朋 友邻里，但他的政策却惠及绝大多数人，让那些有知识、闯劲或勤劳的百姓的生活实实在在地好起来。他为小民谋富足，他为小民谋机会，他为小民谋安全。
◆周士君（河南新乡，公务员）：
近些年来，放眼“同一个世界”，笼罩在战争阴云下，抑或陷身内乱炮火中的人群，实在难以计数。而自己和自己的同胞，之所以能始终安身“事”外，远离战乱之困，当然最应感谢的，就是自己置身在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
◆丁学良（香港，教授）：
1984年出国以前，觉得国家为我做的事蛮多。我出生在非常贫寒的农民家庭，能念几年书，一分钱学费、住宿费也不用交（课本要买），在1980年代初，国家还给生活费。
出国后发现，全世界大部分的合法政权、有基本社会福利的国家，都不会拒绝履行基本的社会服务。不提供反而显得不正常。
还有件事让我至今难忘。我出国属于自费公派，国家派出去，但美国提供奖学金。从1984年到1988年底，单位把我六十几块的月薪，邮寄给我老母亲，让一字不识、没工作的她生活得尚可。当然今天来看，养老是现代福利国家应该做的事。
◆徐景安 （深圳，民间研究会负责人）：
我是中国的幸运儿。父母生下8个，我原本是老三，老大、老二、老四、老六死了，我幸运地活下来变成老大，还有两个妹妹。我还受父母之命，将未满月的妹妹老七送进育婴堂，至今生死不明。
没有文化的父亲艰难地支撑着全家，母亲早早送我进学校，希望我将来能进写字间工作。1959年我不负母望，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三年困难时期，数亿农民 挣扎在饥饿线上，很多人死于非命时，我作为最大城市上海的市民与名牌大学的学生受到国家特别恩惠，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我生在河南民权县一个贫穷的村庄。从小学一直到博士毕业，国家提供了基本免费的教育。1990年读大学时，国家刚开始收学费，每年450元。
现在，国家提供了基本安定的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发展，国家办的大学是我工资的来源，国家提供了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
生在这片土地上，这里就是我的祖国，对这片土地和自己民族的爱是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粒种子。爱中国，就要努力让她变得更美好。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最近30年中国的进步，使我摆脱父辈辛苦耕种一生的命运，尤其在国外受到更多尊重。不到国外生活几年，很难体会国家之于个人的重要性。
我从农村走到城市，又来到国外深造，是自费，但也感谢国家的稳定和开放。如果中国没有建立行之有效的行政系统和制度框架，很难想象人们能够生活得安静祥 和。尽管仍有很大改善空间，但相比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国真的已经做得不错了，比如能让上亿人脱贫就算是一个伟大的人权工程。
◆丁莉丽（杭州，大学教师）：
儿子刚上小学，最大的感受是读书免费了，终于可以不必支付幼儿园的高价。而我自己也可以说是赶上了读书的好年代，让我免费完成了从大学到博士的所有教育。 母亲说，如果是现在，依靠你们父亲几百元的微薄工资和一点农田，你们姐弟四人要完成大学教育是不可能的，而父亲更是充满了对国家的感恩。感谢邓小平、感谢 包产到户的政策，可以说是他的口头禅。
◆李渊峰（北京，现役军人）：
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连吃饱饭都困难，是国家花钱把我教育培养成了一名大学生，一名希望能对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人。在大 学里，我看了太多西方关于个人奋斗的书，我曾经自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是党和部队把我教育培养成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愿意为追求真理而牺牲 一切的共产主义信徒。
◆王东杰（成都，教授）：
国家为我做了很多。想一想对我比较重要的，大概是在大学里设置了历史这样一门无用的学科（至少我是以无用的心态对待它的），使我能够把自己的爱好和国家的 需要结合起来，心安理得。美中不足的是，有时候我们的“国家”（这个词在这里尤其不准确）似乎忘记了自己有一段长长的历史。历史悠久的国家应该看得更远， 国人在“先立其大”的气氛下成长，庶几可做一番大事业。
◆燕子（杭州，家庭主妇）：
一句口号：要想富，先修路。
小时物质匮乏，终年一碗咸菜，过年才能吃到肉，也只有过年穿新衣，平常就是短小或补过的旧衣服，更不用提坑坑洼洼的泥路，有了电灯大半年还靠煤油灯过夜，买个东西还得排队，还得陪上笑脸，生怕人大爷不理你。上个学父母劳累一年的收入也没了。
现在肉成了桌上的点缀品，衣服也整柜整柜，道路也四通八达，夜晚也亮如白昼，店主陪着笑脸拉你买。
市场经济活跃了，人民生活多姿多彩了。交通发达了，地球变小了。义务教育政府埋单了。
◆顾海兵（北京，教授）：
感谢改革开放，使我有机会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大学生，继而成为我国首家文科研究生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1984年底毕业后成为中国人 民大学的园丁，1990年、1994年连续破格成为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教授之一。2004年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2008年的国庆来临之际，又幸运地拿 到了印有二级教授字样的新版工作证——当然教授分级仍有诸多值得改进之处。没有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社会的稳定、群体的和谐、市场的秩序、国际的威 望，我的一切是不能想象的。
◆胡森林（北京，国企员工）：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物质丰富，使我不再尝到童年时缺吃少穿的滋味。国家给了我自主选择和把握命运的机会，我得以从偏僻山村到繁华的北京安身立命。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国家在我身上花了不少的心思，每年总要搞几次大活动，出一批新口号，教育我要好好做人，不亏欠国家。它反复教导我要做“光荣”的事，依法纳税、计划生育、遵守公德、相信政府、听从号召。它把我教成了一个听话的好人，这是我抵赖不了的。
客观来说，今年我妈开刀住院，享受了不到百分之五十的报销，这是几十年来国家为我做的最大的一件事。犬子从这学期起，不用交学杂费，义务教育法也落了地。
◆许传静（重庆，博士生）：
我是一名80后土家族学生，2000年，因高校扩招和给民族生加分的政策，我才以踩线分数进入一所民族院校中文系；2004年考研时，享受到了国家规定的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双少”政策，攻读民族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免去了每年7000元的学费，每月还有200元的生活补贴，使我在读书期间生 活有了基本的保障。2007年，又通过国家2006年开始实施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的优惠政策得以进入西南大学攻读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博士 学位，并且免除每年12000元的学费，每个月还有700多元的生活费。
同学们都很羡慕我，我说我是一个正宗的“国产品牌”，是国家的民族政策和高等教育的政策好，否则我就不可能读到博士阶段。国家给我做了这么多，我也应知恩 图报，在读书期间，我积极宣传民族政策，多次进行田野考察，加强高等教育方向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力争使祖国更繁荣富强。
◆杨文杰（苏州，退休干部）：
国家为我创造了丰富的业余生活，我爱唱歌、旅游，尤爱写作，至今自选出版了三本评论集。这些既留下我个人的生活记忆和屐痕，又可从字里行间的“一斑”窥视 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全豹”，更证实了社会的思想解放、民主自由的程度。三十年前，别说个人出书不可想象，连我收藏的所有中外名著也在“文革”中被勒令交 出而不知去向！
◆Sandy（infzm.com网友）：
国家给我提供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在广州这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我可以坦率地承认我是同性恋，也可以在某些场合和爱人自然地亲密。
◆陈强（福州，海归人士）：
上学时，中国还处于苏式社会主义时代，我享受过一些如今已经没有了的福利，包括回销粮、助学金、免费住房，对此我充满感恩。与此同时，国家掌控了个人对命 运的选择权，比如大学毕业后是国家包分配而不能像现在这样自主择业，每个人都是国家这个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叫你干啥就干啥。
随着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我更多享受的是国家“松绑”之后给个人带来的自由，比如我有机会携家眷到美国当访问学者，访问过亚洲、欧 州、北美州、非洲、澳洲的近20个国家和地区，感受“地球人”的感觉，而这在过去恐怕是连“外交官”都难享有的特权。
◆叶檀（上海，财经评论员）：
做得挺多的。办了小学、中学、大学，让我上了十几年学；办了社科院、报社，让我找到了工作的地方；让房地产市场化，虽然贵点，到底不用挤在筒子楼，等单位 分房，让所有人有了追求财富的动力，我也能向求富有道者看齐；办了银行和资本市场，让我和一大帮朋友们，有了共同感兴趣的行业，知道了K线图，对美国的股 市牵挂不已，了解世界经济大势，增长了见识，还能时不时地赚点小钱——虽然让上市公司拿走了不少。
◆王卫明（南昌，大学教师）：
国家至少为我做了三点——悠久的文化、宝贵的和平、有尊严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国家提供的安全是打折的，在北京遭遇抢劫差点丧命，吃过不可靠的奶制品。
◆熊丙奇（上海，教授）：
相比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我做的可就多了。仅设计并实施高考制度一件，就感天动地，让我能得以改变农村户口，成为“上海人”，否则，现在我最多到城市 做一个戴着眼镜的农民工，经常端着饭碗蹲在工棚边吃饭。我的中学同学，现在就是这样。当然，他不会认为这是国家为他做的好事，他有另外的“好事”，由于没 有固定的“公职”限制，现在他养了一男一女，只缴了点超生罚款，基本上享受与有的明星、名人一样一个接一个生同等的待遇。
◆陈鹏（兰州，大学生）：
基本收入：本科四年共评选奖学金三次，因非贫困生，故不能参评国家奖学金和其他各类专设给贫困生之奖学金，获校级一、二、三等奖学金奖励，总计：3000元。
国家下拨每月基本生活补助31元（其中1元扣作班费），四年累计：1440元。
为我总计花费：4440元。
本人家境一般，学习刻苦，成绩也算优良，大学期间为己学习，也算是为国苦读，算下来资产净负45520元。眼见高中毕业时，学习成绩一般的哥们儿，在美国 大学，轻松赚得大笔奖学金，除缴纳学费外，绰绰有余，感慨不已。然不思悔改，仍留国内继续上研深造，想来可谓自己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王军杰（上海，律师）：
有衣穿（打折的），有饭吃（速食的），有房住（租来的），有车开（两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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