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登山？因为山在那儿。”每一次攀登，都逃脱不了死神的阴影，滑坠、雪崩、高山病、溺水…… 2008年8月1日，雪崩，这个“死神使者”又将11名攀登者长眠于K2的冰川下。2008年7月19日，北京女山友娄颖在成功登上慕士塔格峰后猝死。翻开中国50年来第一本山难报告，50年，136人遇难，那根用鲜血绘成的死亡上扬线，让人触摸到中国50年山难史的悲凉，也警醒着正准备在国庆期间动身的驴友们：山难，是难以避免的客观存在，并不仅仅发生在海拔3500米高山之上，更多的是，发生于不需要特别培训和技术下的中、低强度户外运动中。而后者，正在占据这个悲剧的主体。
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记者： 蔡战 陈鸣 北京、广州报道
54年来，K2的诱惑始终伴随着死神的气息。
每年夏季，世界各地最优秀的登山者，如受到某种召领，集约前往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交界处，开始一年一度的K2夏季攀登“大会”。K2，如同一列东方火车，载着已经征服了无数巨峰的登山者开向未知，而有的人的终点就是死亡。
2008年8月1日，雪崩，这个“死神使者”又让11名攀登者长眠于K2冰川中，死亡人数接近1986年那个惨烈的夏天。这座学名为“乔戈里峰”的世界第二高峰，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难攀登的山峰，从1954年迄今为止约300人成功登顶，77人在攀登时送命。
但死亡，并不单单属于K2，也不仅仅存在于垂直极限运动。
2008年7月19日，北京女山友娄颖成功登顶有“冰山之父”之称的穆士塔格峰后猝死。“娄颖”这个名字，被中国登山协会记入2008年死亡名册。
2008年，中国登山协会发布了中国第一个山难报告。翻开这本《2007年中国登山户外运动事故报告》，50年，136人死于登山和户外运动，那根用鲜血绘成的死亡上扬线，让人触摸到中国50年山难史的悲凉，也警醒着正准备在国庆期间动身的旅友们：山难，是难以避免的客观存在，同样发生于不需要特别培训和技术下的中、低强度户外运动中。而这部分，正在占据这个悲剧的主体。
新手和老驴最容易出事
透过岁月斑驳的玛尼堆，老登山家刘连满和刘大义希望找寻到铭刻在记忆深处的贡嘎群峰。
“1957年能够登顶，与其说是一次胜利，倒不如说是一个奇迹。”那年5月，刘连满、刘大义等6名队员成功登顶海拔7556米的四川贡嘎山，这是我国第一次自主组织攀至7000米以上高山的登山运动。然而，奇迹随着死亡而来。下撤途中，师秀、彭仲穆和国德存三名队员整组滑坠，另一人遭遇雪崩，共有4人遇难。
“为什么登山？因为山在那儿。”这句登山名言，召领着无数征服者，贡嘎山的悲剧，并没有吓退他们。珠穆郎玛蜂、希夏邦马西峰、启孜峰、慕士塔格峰……每座山峰就是一部死亡笔记。截至2007年，中国大陆有55名登山者迷失在海拔3500以上(青藏地区为5000米以上)高山之中。
对山的渴望，并不只是专业的登山者。上世纪80年代前，户外探险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只在小说或传奇故事中寻见它的身影。2000年开始，户外运动热潮，“驴友”这个名词出现在中国人生活中。在一位资深驴友的日记中记录了当年他们独行千里的豪情，“这里属于那些厌倦了城市水泥森林，有惊人的勇气背起包，追赶落日降下的那个山头的侠客”。
国家体育总局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从事过登山户外运动的人口有1000余万，仅次于篮球人口——当然，这1000余万的数据包括了老年人这样健身型的登山。但即使只统计“消费型”登山户外运动人数，也有200余万人。而据中国登山协会提供的最新数据，目前国内经常参加登山户外运动的约有5000万人。
户外热，从户外用品的销售势头中就能一窥究竟：1996年中国大陆出现了第一家户外用品店，到了2005年，整个户外用品行业实现了100%的业绩增长，有户外运动俱乐部700多家。
登山、攀岩、溯溪、漂流、沙漠穿越、徒步、野外生存……在将探险的梦想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大自然总会不经意地显露出它瞬间冷漠的背影。山难，开始缠绕到普罗大众。
“2000年是个中国山难史的分界点。”中国登山协会调查研究小组副组长杨为民说。这句话可以从《2007年中国登山户外运动事故报告》中得到佐证，从1957年到2000年，当时没有户外运动，也很少有民间登山活动，遇难者基本上是专业运动员。而从2001年到2007年，短短的7年间，共发生72起户外事故，81人遇难，超过了高山探险中的遇难人数，成为山难的主要部分。同时，高山探险中的遇难人员也基本上是非专业运动员。
“大量没有经验的新手涌入，一些自以为是的老驴友胆子大了，思想麻痹了，结果引起山难人数的回升。遇难人中大多数是这两类人。”在杨为民提供的1957-2000年高山探险山难事故中，一半以上死难者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不少缺乏高山探险的经验。
让杨为民紧张的是，遇难人数在逐年增加，2007年更是到达历史最高点。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中国大陆共发生26起山难，29名驴友遇难，这两个数字，比2006年多了9起7人，是2005年的3倍。
“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故发生了，不该死人的地方死人了，这是个可怕的趋势。”杨为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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