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慢了，但仍有颗冠军的心
上海在市委书记俞正声的倡导下，正在“攻坚克难”的讨论声中经历重生的蜕变，让全国关注
这是一场更加利益攸关的跨栏：不是一个上海人，是超过2000万的上海实际人口。
它曾经的辉煌一如上海之子刘翔所拥有的；在新的征途上，它的处境亦如起跑线上的刘翔。起跑速度向来是刘翔的弱项，现在的形势是——上海的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上海转型的诸多瓶颈，也犹如刘翔那脆弱的脚跟。
上海，面对新的高栏，是跨越还是转身?
早前新闻：上海，你还要建多少奢侈高楼？贾冬婷
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发自上海
未来的“上海中心”被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中银大厦等环抱其中(蔡小川 摄)
新世纪，上海在哪儿？
在日前举行的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市长韩正开篇不久即提到：上半年上海的GDP增速10.3%，而全国的平均水平是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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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以来，上海连续16年两位数增长，高于全国平均2.2个百分点。这是第一次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经济之于中国，从来有着“一叶知秋”的意味。
上海慢了，上海着急，上海求解。
但并不是它“孤独”的一个，对于增长减缓的焦虑，回荡在沿海各主要经济带的上空。
“难难难”
奥运前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发文章，开篇即是“振奋精神，攻坚克难”。一时之间，“共度时艰”之类的表述频频见诸报端。
在上海轻松保持领先地位的浦东新区，在庆祝开发开放18周年后，很快迎来的是18年来最低的一个增速数字——11.9%，当地日渐感受到了压力。
8月28日，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文汇报》发表文章《直面上海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振荡期》，不久他得知：俞正声书记在文章上勾勾划划，并邀请他参加了一个座谈会。
夏秋之交，座谈会的消息不断传来——参与者是学者、传媒、中小企业主代表……
出口受阻、生产资料价格全面上涨、宏观调控收紧银根、企业资金链困难、投资乏力、股市惨跌、成本上升，市委领导在某次座谈会上感慨——“难难难”。
在公务员们中间，“保两位数”(经济增速)成为对下半年政府经济工作心照不宣的理解。
应对政策迭出，涵盖股权投资、服务业用地、注册条件、设立标准、工商注册流程等诸多方面，给予优惠。
“领导是真着急啊！”一位在故乡经营了二十余年的上海企业家感慨，“这样密集地出政策，几十年来没有见过。”
分析直接原因，去年上半年对上海GDP的贡献率达到19%的证券和房地产业，今年上半年的贡献率一个为零，一个为负。上海市统计局总经济师蔡旭初表示：这一因素“导致GDP少增0.4个百分点”。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投资。
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分组讨论上，某大企业的代表直言：汇率这一项影响，就意味着一年几十个亿。到8月中旬，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原定计划的20%，估计全年能完成50%就算不错。
美国次贷危机、通货膨胀、国际油价高涨等等，诸多宏观经济因素被一再提及。而上海所面临的，除了这些经济环境的最新要素，还有更多。
转型之艰
上世纪90年代，上海提出了自己的新定位——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简称四个“中心”。转型的实质，便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土地资源的枯竭、综合商务成本和用工成本不断攀升，旧的增长模式受到挑战，上海的刺痛便已经开始。靠投资、制造业、土地价格差来拉动的高速增长，迟早面临转型。
正如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的比喻：“现在上海走到了一个玻璃幕墙，照直向前走不过去了，只能升起来，向上去。这很难。”
上海社科院杨建文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到今天，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抓住了90年代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的机会。90年代中国经济对世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基本是正面的，输出的是通货紧缩，对产品价格起抑制作用，导致全球经济高速增长但通货膨胀不厉害。各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认同感普遍比较强。上海抓这一机遇无可非议。但在2001至2002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能源、原材料的供应量和价格发生大的变化，靠外资带动制造业的老路走不下去了。
面对刺痛，谋变的路径却发人深思。
那几年，长三角一些地区的外贸增长极其迅猛，GDP增速连年超过上海。虽然后来终被证明利润很低、不可持续，但在当时，让上海感受到了很大的数字压力。几千家企业撤离上海，奔向成本更低的区域。
2003年，上海“173计划”一度引人关注。
有人大代表提出：在南汇、奉贤、嘉定三区交界处，划出一块173平方公里的区域，将它打造成华东地区的地价盆地，吸引投资。实际的潜台词，是与长三角周边地区拼抢投资。“173计划”的提出，正是降低要素价格的习惯性思路的体现。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朱荣林的话来说，以低成本的优势吸引投资，“进来的企业往往迁移性很大，总是来了就走、来了就走”。
一位观察人士的解读是：“上海无可奈何，要上服务业，但还要保证经济速度，想来想去还得回到老路。”
最终，种种在旧思维下病急乱投医的点子，大多不了了之。
相对形成共识的，是现代服务业。这一产业方向，写进了上海的十一五规划。
然而，其产业特点决定：现代服务业的培育需要一定的周期，不大可能产生立竿见影、拉动增长的效力。甚至是“谁转得快，谁的GDP就掉下去”。这使上海陷入两难：既要保数字，又要谋转型。
这是一种平衡和节奏的艺术，一如刘翔的跨栏技术：论绝对速度，刘翔即便在巅峰时期也决算不上顶尖，但靠其独步天下的栏间技术和节奏感成就其冠军伟业。保数字谋转型，城市发展绝不是在平坦的110m跑道上冲刺，目前中国发展的诸多问题正如一个个高栏需要跨越，但在上海速度已经比不上滨海新区速度乃至全国平均速度的境地中，软硬件实力和历史积淀让上海有能力显示出其在平衡和节奏控制能力高人一筹的空间，不失足打栏，不凌空蹈虚，方能像上海的一个品牌——申花在广告中标榜的那样：领先一步。
转型的实际状况如何呢？数据显示：近年来服务业所占比重，只有一年超出50%，随后又转入下降态势。
2007年上海大案，终结了上海的陈良宇时代。制造业和房地产，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虽然陈良宇曾经多次在会议上强调：“技术创新，是自古华山一条路。”但实际上是“华山三条路”，当土地要素的约束还不明显，当投资成本较低时，谁要是舍近求远，“那才不正常”，朱荣林说。
2004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到上海调研。一位公务员回忆，在那之前，上海干部还在激烈讨论：在发展思路上，是以制造业为先，还是以服务业为先？
尽管那个时候，距离四个“中心”定位的提出，已过十年。
在第11届市人代会上，作为人大代表的朱荣林曾提出：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应更名为“上海市国有工业管理委员会”。他是以这样的声音，来刺激上海以国有传统工业为经济工作绝对重心的强大思维惯性。
“一谈服务业，没几句话，一谈工业，头头是道。”这是朱荣林对之前一些官员的印象。
人们的注意力，无法不集中于发烫的投资，和发烫的土地。
上海目前的75座创意产业园区，最早来自于艺术家在弄堂中开掘出来的品味独特的空间，由此得到灵感，形成套路。但它们裹挟在滚烫的房地产中，很快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房屋的增值上，甚至被戏称为“二房东”。日益攀升的成本，将这些地方变成了盈利能力强的广告公司、饭店和咖啡馆的集中场所，而不是真正的创意产业园。
“我们根本不敢放松，稍微松一松，GDP增长马上受影响，上海每年11%以上的增长速度就无法保证。”浦东官员感叹综合配套改革有如“在游泳中换气”。在国际化的角逐中,城市的升级和发展不外乎一场胶着激烈的110米栏：下一个栏架能否跨越成功往往取决于上一个栏架后能否抓住喘息之机再提上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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