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震大灾”不可继续_深度报道_新闻

攀枝花-会理地震发生后，在9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司长黄建发告诉《财经》记者，攀枝花-会理地震灾区的房屋结构以土坯房、夯土房等土木结构为主，约占85％；砖木结构约占10％，其他结构仅占5％。而土木结构房屋抗震性能差，震后容易出现多处贯通性裂缝、墙体倾斜移位、屋顶坍塌等现象。

其实，类似此次攀枝花-会理地震的震级，造成农村房屋大量倒塌、人员伤亡的情况，在中国屡见不鲜。

2006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农村民居防震保安工作会议上指出，“小震致灾”甚至“小震大灾”，是中国农村地震灾害的显著特点。这与农村民居选址不合理、建筑结构不当、材料质量差、整体性能弱和抗震能力低密切相关。

堪为佐证的是，2005年11月26日的江西九江5.7级地震，造成13人死亡，一度有40多万人露宿街头。这次地震的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也大多出自农村和乡镇。

九江地震发生后，广州大学教授周云带领的一个研究小组到现场进行考察。这个研究小组后来在《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由于没有专门的村庄与集镇建筑抗震技术规范或规程，农村房屋大部分未进行抗震设防和设计，乡镇部门对农村房屋建设管理体系还不够完善。

中国的集镇居住着较多的人口，但建筑物的规划、设计和施工监管力度均不及城市。至于更为广大的村落，诸多房屋既缺乏科学设计，更谈不上施工监管，房屋质量更是普遍不高。

在“5·12”汶川8.0级地震中，市区的建筑物受损相对较轻，而乡镇和农村的建筑物受损相当惨重。这同样凸显了中国城乡建筑质量的巨大差距。

攀枝花－会理地震发生后，很多人认为，灾区房屋质量低下，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关。其实，如果单纯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衡量，此次攀枝花-会理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会理农村，经济并不落后。作为“中国石榴种植第一县”和“烟叶种植第二县”，会理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7年达到4370元；同期，凉山州为3187元，四川省3547元，全国4140元。

至少在会理县，经济发展水平或许并不是农村房屋抗震能力的决定性因素，重要因素在于抗震意识。

攀枝花-会理交界处在历史上也是地震多发地带。1955年9月23日，在“830”攀枝花-会理6.1级地震震中的拉鲊-鱼鲊一带，曾发生过6.7级地震，造成728人死亡，1547人受伤。上了年纪的当地村民，对那次地震仍然记忆犹新。会理县黎溪镇新桥村村民杨兆伦就能准确说出地震发生的时间：“是八月初八晚上12点多的样子吧，我们村里死了100多个人，房子基本上都倒了，大家只有砍树枝自己搭棚子住。”

但那次惨剧似乎没有影响村民们的建房习惯，政府部门也没有及时介入。杨兆伦说：“后来盖房子的时候，大家还是盖泥巴房子，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该如何盖。”

黎溪镇黎屯村村民李宗诚也说，他的母亲在1955年地震中受伤严重，但2002年他们家新修房子时，仍然选择了“泥巴房子”。

农村房屋抗震能力，更应该引起当地政府和村民的警惕。2004年1月，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胡聿贤等18位“两院”院士，曾经联合提出“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的建议”。

胡聿贤对《财经》记者回忆说，当初他们之所以提出那份建议，就是考虑到中国农村民居和村镇公共设施防震能力薄弱，“农村建筑的质量太差了，就像这次攀枝花-会理地震中大量倒塌的土坯房，基本上没有抗震能力。”

胡聿贤等人在建议中指出，近年来，国内地震造成倒塌的建筑几乎全部是农村的民居，伤亡的也绝大部分是农民，甚至5级左右的地震也能造成人员死亡。由于缺乏法律强制要求、缺乏防震减灾意识和知识、以及经济相对落后等原因，几乎不设防的农村民居和村镇公共设施成为危害农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隐患。

因此，这些专家建议，国家应充分重视农村民居建设，安排一定资金，启动“地震安全农居工程”，从制定农村民居防震技术方案，建立农村民居防震技术宣传、培训服务网，建设安全农居示范工程等几个方面，对农村防震工作给予指导和支持。

时任中国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专门就此致信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回良玉，并转呈了院士们的建议。回良玉很快作出批示：“提高民居防震能力是防震减灾的重大措施，也是一项基础性工作。18位院士的建议和瑞祥同志的意见很好，请地震局商发改委、建设部等单位予以研酌。”温家宝和时任副总理曾培炎圈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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