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与群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群众诉求非常迫切领域的政治建设，适应执政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透过瓮安事件这起许多因素遇合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指出，“它折射出一些地方的权力运行严重偏离了执政为民的轨道，值得全党警惕”。
 |
干部选用：首先对群众负责
“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第一时间启动干部问责程序。7月3日凌晨，瓮安县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县公安局政委等领导干部被免职，随后对黔南州委书记吴廷述也作出了职务调整。目前，仅瓮安县纪委监察局就查处了33名与“6·28事件”相关的党员干部。
这一“出现群体事件问责干部”的处置思路，也体现在最近的云南“孟连事件”中。
“问责风暴”对一些习惯以推卸责任化解危机的基层干部产生了巨大震动。据本刊记者了解，贵州已有县委书记向省委提出要求到省直机关任职，缘由是“基层压力太大”。
同时，也有了更多针对干部日常选拔、任用、考核相关制度的思考，以促使干部眼睛向下，贴近群众。
记者在瓮安采访了解到，当前决定干部“升迁去留”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监督管理等各个环节，仍缺乏群众的参与，干部评价“内循环”，政绩考核“向上看”，加重了干群脱离现象。
瓮安县委组织部主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王学谦对本刊记者说，瓮安的干部选拔严格按《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进行，而且王勤对程序的完整性要求严格，经常直接指导工作。但他也承认，程序都走到了，也不一定能选出好干部。
一般来说，干部的选拔任用要经过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常委酝酿、常委会决定、民主测评等多个环节。但其中每个环节都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从而架空制度设计。
比如民主推荐。已在瓮安工作6年的县委组织部部长莫涛对记者说：“除了公选以外，民主推荐的人选都在原单位范围内产生，这就会发生‘小圈子里选干部’的情况。”也就是说，候选干部只要平衡好本单位的“官场”便可顺利入围。
新任瓮安县委书记龙长春说：“一些有能力、敢干事的干部，在老百姓中口碑好，但在干部圈子里容易得罪人，投票推荐的时候就不一定推得出来。一些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反而更容易推出来。”
再如组织考察中最常见的“拉票”现象。一位贵州省委领导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组织什么样的同志和考察组谈话，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些基本都可以预估出来。”
瓮安原县委党校校长童德莹对记者说：“好干部提拔不上来，得不到重用，阿谀奉承、为领导提包的干部却青云直上，何以服众？在‘6·28’事件中，一些干部隔岸观火、不愿站出来，其中也掺杂着这种情绪。”
干部任用之后，如果缺乏奖惩分明、严格执行的考核评价和监督管理机制，就会给“庸、懒、贪”者留出空间。
王学谦说，考核评价多是上级考核下级，群众参与的少，评议也流于形式。而且考核后也没有明确的奖惩和严格的执行，干部只要不犯大错误，即使庸一点、懒一点也能顺利地任满一届。
莫涛说：“有些干部犯了错误，但是考虑到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对其惩戒往往失之于宽。对制度的执行力度偏小，或者干脆就没有执行”，即使问题严重了也采取先免职，再“改非”，保持级别、待遇不变，大大降低了干部违规的风险和成本。
触动干部自身利益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监督管理等多个环节，如果缺乏群众的参与，就自然造成干部与群众脱离。干部只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封闭循环，形成利益共同体，作风也必然出现漂浮和粗暴。
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尖锐地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干部不是根据群众的需求，而是循着升官的轨迹来研究制定工作目标。这必定造成干部热衷于挣钱、办企业，而忽视了民生和社会建设。”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对《瞭望》新闻周刊说，这种体制机制长期运转，一些干部实际上已长期不在群众中生活，对群众也谈不上有感情。这些干部既不是对上负责，因为党的生死存亡有领导人承担责任；也不是对下负责，因为老百姓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只是对自己负责、只对自己的乌纱帽负责。
新闻排行
国内
国际
社会
网评
博客
| 关于腾讯 | About Tencent | 服务条款 | 广告服务 | 腾讯招聘 | 腾讯公益 | 客服中心 | 网站导航 |
Copyright © 1998 - 2009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
| 腾讯公司 版权所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