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从少教所出来的流浪少年，游离于城市社会的边缘。他们无依无靠，四处为家，是黑老大重点收编的对象。“展翅计划”的爱心人士和志愿者要做的，是把他们从海妖歌声般邪恶的诱惑中拉回来
身后广州市少教所的大门“咣”地一声关上。
18岁的辉仔，打量着已经作别1年零25天的自由世界。他紧紧攥着自己的全部财产——90块钱，花10块钱点一碗河粉和一碗米粉，吃了个饱。不久，就为自己的将来而陷入恐慌。
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张鹭 (发自广州)
少教所门口外， 聚集着一群招募“小弟”的人
“接下来去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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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之际，他见到少教所里一个朋友的“父亲”。这位“父亲”从外地来广州，想见少教所里的儿子一面。
朋友的“父亲”向他了解少教所里的情况，却迟迟不进少教所看儿子。辉仔有点怀疑这位“父亲”的身份。那个朋友曾跟他说过，他在外面有几个“大哥”。
少教所位于广州市东南郊，乘坐180路公交，过24站，就到火车站总站，全程近16公里。与其一河之隔的是女子监狱，以及羁押重型罪少年的少管所。多少少年从火车站出来，到广州寻找梦想，又有多少少年最后走进少教所、少管所。在广州市少教所接受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中，超过70%是来自外地农村及其他落后地区的。
少教所门口的斜坡处，聚集着一群不怀好意的人，等着将他们这样无家可归的外地流浪儿收做“小弟”。不少刚从这里走出来的少年，没几天就重新进去了。
“我才不想再进去一次，”辉仔想。所幸，这位“父亲”没有带走他的意思。
吃完饭，辉仔在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傍晚，又鬼使神差地回到少教所——广州就像掌心的一捧沙子，他一度以为已经抓住它，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与这个城市其实没有任何联系，除了少教所以外。
出所后第一个晚上，他是在少教所接见室的椅子上凑合过去的。第二天也是如此。
第三天，身上的90块钱所剩无几。就算能继续在少教所蹭住，他也快弹尽粮绝。
广州市少教所的干警邓小娥，在少教所附近的一个快餐店发现了身无分文的辉仔。邓给了辉仔10块钱，让他乘289路公交车去距此40分钟车程、位于市中心的少年宫，见一个叫梁健平的人。
犹豫了几次，辉仔鼓起勇气向一个中年男人问路。“你干什么？”男人抓紧自己的包，警惕地盯着他。他开始支支吾吾起来。
如果身边有面镜子，辉仔会看到这样一幅骇人的形象:泛出淡青色光泽的光头下，是一张惨白的脸；因为皮肤病而生的疮愈合后，在他的手臂上留下星星点点的疤痕；一件红色格子衬衣，短到连肚脐都遮不住，牛仔裤上则沾满少教所里做工用的胶水，脚上趿拉着一双从少教所里穿出来的拖鞋。
在少年宫附近的人行天桥下，辉仔用一个公用电话给梁健平打电话，一个低沉、略微有点嘶哑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展翅计划”的志愿者梁健平迅速赶到了天桥。
这位有着5年“工龄”的志愿者，30岁的保险公司职员，是在一个网站上申请加入“展翅计划”的。他从网站上了解到，这是一个为刚刚解教的流浪少年提供各种帮助的计划，让他们离开少教所后，不至于因为饥饿、流离、绝望而重蹈覆辙。
在《规训与惩罚》的开头，法国思想家福柯不动声色地展示了18世纪80年代后期，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一份规章。
这份规章精确地规定了少年犯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应当从事的义务的时间表，包括起床、劳动、进餐、学习、工作、祷告⋯⋯这份时间表精确到分钟，少年犯们在监管所中的每一天就像一个精心设计、毫无瑕疵的流水线。
福柯眼里的监狱生活，是在塑造一种以被动、退缩和服从为特征的人格。在这种人格支配下，人的一切行动都要有统一的安排，脱离了他人的指令就会感到无所适从。
“展翅计划”志愿者、广东商学院摄影教师安海波，曾跟踪拍摄解教的流浪少年长达一年。她进入少教所采访，很不习惯地发现，少教所里的每个少年都被要求蹲下跟人说话，他们似乎也习惯于如此。为了让少年们感受到平等，安海波蹲下跟他们说话。
为了培养他们的自信，安海波的男友、广州大学的艺术教师周杰，曾在少教所内的一节艺术课上，让少年们脱掉上衣，站在桌子上跟他排演节目，自己坐在地上以仰角指挥他们。
“这些孩子从少教所出来，内心是很复杂的，”安海波说，“有的人在里面时雄心勃勃地要当老板。一旦从里面出来，大门一关，马上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中途宿舍的白天黑夜
梁健平把辉仔带到与少年宫一街之隔的中途宿舍。两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内嵌在墙上的书柜，是宿舍的全部家什。
这个八九平米的地下室，隐藏在东风街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里，人声、麻将声和台球撞击声相互交错。辉仔是这里的第一个客人。在找到工作以前，他可以一直在这里住下去。
尽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辉仔的样子还是把宿舍管理员王姨吓了一跳。“刚开始，确实有点怕，”王姨说，自己开始与这个特殊的邻居接触时，“很小心”。
辉仔把从“里面”带出来的衣服都扔掉。王姨拿儿子的一套衣服给他换上。辉仔似乎不大喜欢王姨送的拖鞋，把它们剪出一个缺口，不情愿地穿上。
梁健平要求辉仔叫他“阿平”。他不希望跟辉仔的关系过于亲密，“这些从小没人理的孩子，一旦有人对他好，很容易产生依赖感。”他也承认，这个度很难把握，“太亲近了，容易有依赖；太疏远了，他会以为你抛弃他。”
“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梁健平这样说起这些孩子的心理成熟期。2003年，他曾在北京帮助过一个这样的孩子。这个仍在外闯荡的孩子，直到现在还很抗拒父母，只肯听他的话。“阿平”几乎成为这个家庭的另一个成员。
在辉仔刚入住的那段日子，王姨看见梁健平“几乎每天”都来中途宿舍，陪辉仔找工作。梁健平帮他争取到一个进厂做工的机会，月薪800块钱，包吃住，每月休息4天。辉仔觉得工资太低，不大愿意去。他想尽快挣多点钱。
大约一周后，辉仔有了出所后的第一个工作。这是梁健平介绍的，一份快餐店送盒饭的工作。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辉仔看不懂地址，先由人带着在附近走一圈，再让他去送餐。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可是一次上电视的经历，还是捅了娄子。广州电视台一个讲述百姓故事的栏目，把辉仔的经历拍成电视。他的面部覆盖了一层“马赛克”，还是被老板娘从电视上认了出来。
辉仔受不了店里一个大婶的冷言冷语，在一次送餐的归途中负气跑掉——连带着几百块送餐款。在“阿平”的劝说下，他把钱还了回去。老板娘给了他100块钱，作为这几天工作的报酬。
“这可能只是一个导火索，”根据梁健平的观察，在老板娘从电视上知道他的身份之前，辉仔就已经开始厌倦这份工作，“这个事情刚好给了他一个逃离的借口。”
梁健平再次帮他在附近联系了一份服务员的活儿。辉仔的工作之一，是为来吃饭的客人倒茶。客人们看着他手上密集的疤痕，连说“不用”。他第二次尝到被炒鱿鱼的滋味。
梁健平认为辉仔“遇事不会检讨自己，总是感觉社会亏欠他。”辉仔身上的依赖性也在不知不觉中生长，“他不想自己去找工作，总是希望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他自己直接去面试。”
梁健平决定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开一些。
“我出事了，你快来，不然我就要走回老路上了。”一天，正在上班的梁健平接到辉仔的电话。几番追问，辉仔怎么也不肯说出什么事。匆忙赶到一家超市的梁健平，发现辉仔身边站着几个警察。原来是辉仔在超市里喝了五六瓶豆奶，保安发现了没钱付账的他，叫来了警察。
夜幕在夜宵摊升起的炊烟中降临。穿行到小区的尽头，走过浓汤香味四溢的汤水店，挂满烧鸡、腊鸭的烧腊店，辉仔来到一家快餐店，花5块钱买了一份两荤一素的盒饭作为晚餐，带回中途宿舍。这花去了他一天生活费的1/3。
出来“巡视”他的“领地”，是辉仔晚饭后的消遣之一。夜深无人，他喜欢坐在小区里体育锻炼器材上做运动；或者站在人行天桥上，呆呆地看着潮水般的车流从脚下流逝。
从中途宿舍所在的司马街出来，沿着东风路走20分钟，就是广州市人民公园。露天音箱里传出的音乐声中，中年妇女和老人们聚在一起跳舞、下棋；玩轮滑的孩子穿来穿去；暧昧的灯光下，情侣们相拥而坐。
辉仔喜欢坐在椅子上，看着昏黄的路灯照耀下的一切，感受公园里热闹的气氛。
“像我现在这样，一个月几百块几百块地挣，存够老婆本要好多年的。”看着公园门口为了迎奥运而摆放的花簇，辉仔不时为自己的人生忧虑。
他偶尔也会想起以前“潇洒的日子”—— 一段“有钱一起花，没钱就去‘开工’”的“共产”生活。
“捞起一个是一个”
生活费是少年宫的老师廖一柱给的。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个以他的祖父、著名漫画家廖冰兄的名字命名的“廖冰兄人文基金会”的成员。“展翅计划”的经费，全部来自这个基金会。
“像他们这样无家可归的解教少年，是各方面的关注都覆盖不到的死角，但他们又是最可能走向二次犯罪的群体之一，”广州市少教所一大队大队长张清友说。
一个数据可以说明流浪生活与犯罪之间的距离:从2003年8月至2007年5月底，广州市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共接收过3697名流浪儿，其中轻微违法的2144名，占58%。
每年约有130名解教少年从少教所出来，其中五六十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或者不能回家。在后者之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孩子，将有机会被纳入到“展翅计划”的帮助体系。
“我们只能捞起一个是一个，”廖一柱的姑妈、“廖冰兄人文基金会”会长廖陵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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