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北京报道
他去日坛公园采访了一名上访者
德国记者佳杰思(Adrian Geiges)47年的人生犹如一部传奇。
“曾经的共产主义者和曾经的资本家”、“冒险家和作家”、“记者和革命家”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概括。而中国因素,是这种传奇的一部分。
今天的佳杰思,是德国《明星周刊》(stern)驻北京及亚洲地区首席记者。《明星周刊》在德国发行量与《明镜周刊》相当,但内容上更生活化。
12岁时找到“红宝书”
阅读佳杰思的不完全自传《我的愤青岁月》,会让我们有重温民族和青春记忆的感觉。这本书于2007年在德国出版,目前已经发行2万册。一位中国教授将其部分翻译成了中文,挂在网站上。
佳杰思出生于瑞士巴塞尔,在西德长大。12岁时他从父亲的书架上找到毛泽东的“红宝书”,如获至宝,也因此成为一个大人眼里的叛逆孩子,同学骂他是“赤猪佬”,好一点的叫他“红耗子”。之后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及其青年组织。
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了记者生涯和“职业革命家之旅”。戈尔巴乔夫施行改革后,他因为参与德共内部的改革而受到党内强硬派的攻击和排挤。上世纪80年代末,佳杰思与德国共产党分道扬镳。
1990年佳杰思迁居到了莫斯科。苏联“8·19”政变的时候,作为德国一家电视台的记者,他赶到街头报道,亲眼目睹了苏军坦克
发出的炮火。
后来,由于深感“所谓的新闻自由只是少数几个媒体集团的自由”,他离开了电视台,又由于对俄罗斯局势的失望,他只身来到“一个遥远的、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国度——中国”。
佳杰思在北京的新亚学院学了一年中文。2000年,他成为贝塔斯曼旗下的杂志集团古纳亚中国区的CEO。2003年,由于和上司在与中国合作的战略上有意见分歧,他离开这个管理职位,重新回到了新闻业,成为《明星周刊》驻北京及亚洲地区首席记者。
《明星周刊》非常注重图片的运用,这正好可以让佳杰思深入地体验中国,“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他说,“但最大的变化不是经济,而是生活。”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80年代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特别是男人与女人之间关系非常‘害羞’,现在显然不是这样。”
而今年以来,佳杰思观察和体验的重点之一是北京奥运会。
张艺谋做得很好
8月12日中午,刚赶完一期稿子的佳杰思心情放松,坐在一家湖南菜馆里,一边吃着他喜爱的农家小炒肉,一边打开2008年第3期的杂志,向本刊记者介绍《明星周刊》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
这期134页的杂志里有15页内容有关北京奥运会,其中12页图片,3页文字。有一张大图片反映的是礼仪小姐的训练生活,她们每人头顶一本书,嘴里咬着一双筷子,练习如何微笑,“如此细致地观察奥运会的准备工作,非常有趣。”佳杰思说。
其他图片有的反映了正在建设中的鸟巢等奥运场馆,但更多是关于北京人的日常生活:王府井新东安大厦下面,两个保安正在摔跤,另外一个保安裹着棉大衣在一旁微笑观看;一对老年夫妇,坐在自己狭小的房间里,面色冷峻,他们在抵抗拆迁,桌子上放着一些食物和一瓶啤酒;一位食品检疫人员在检查超市里苹果的质量,拿起一个苹果放在鼻子底下认真地闻……
这是今年《明星周刊》关于北京奥运的第一期报道。此后,陆续有新的内容推出。佳杰思说,周刊总部派来了两位摄影记者,“他们自己开车,到过除了西藏以外的中国每一个省份”。他们没有既定的计划,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反映奥运会前中国人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
这些报道分为6部分,不久前在6期杂志上连载完毕。
“德国人对中国的历史很陌生”。
刚刚截稿的一期,佳杰思走了很多地方,他采访了一位从浙江开摩托车到北京来观赛的年轻人,“他对奥运极其热爱”。他去日坛公园——官方指定的三个游行示威区之一,采访了一名上访者。
8月8日开幕式,佳杰思没去现场,他在一个露天大屏幕前记录聚集在此的市民如何观看开幕式。“气氛非常好,能感觉到中国人的那种自豪。”
佳杰思对开幕式的评价很高,尤其是李宁奔跑一周点燃主火炬的环节他觉得很有创意。“张艺谋做得很好,他用一种非常艺术的手法表现了中国的伟大,与官方电视台一些粗糙的宣传相比,这种方式很容易让人接受。”
佳杰思看了两场比赛,一场是中美篮球小组赛,一场是郭晶晶的跳水。“特别是郭晶晶的跳水,非常棒。”不过,他说自己对体育并不热爱,也不会特别关注德国队的比赛,“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国的人,我比较国际化”。
佳杰思说,他们周刊对于北京奥运的报道今年有所加强,不过不会做成封面文章,“中国对于德国人来说还是太遥远了,他们更多的在关注南奥塞梯的冲突以及国内的社会问题、健康问题等等。”
北京过于紧张了,不够随意
对于北京的奥运筹备,佳杰思的评价是“很好”。“从地铁的建设到奥运场馆的建设,都很好。不过高档酒店建得太多了,来北京的外国人比预期的要少,听说不少四星级五星级酒店没有住满。”
为什么外国人来得少?他分析,一是因为签证比较麻烦,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经历过拉萨事件和汶川地震,一些人不了解中国的人觉得中国“不够稳定”。
以自己比较国际化的生活经历,佳杰思说,在国际大都市中,北京对于外国人而言其实是“最安全的”。
他注意到了8月9日一位美国人在鼓楼旅游时被杀身亡的事件,“这是一个偶发事件,不是说中国人对美国人蓄意怎么样,在美国、在德国也同样有类似的事件。”
奥运期间,让佳杰思感到不方便的是,有的酒吧和娱乐场所关闭了,一些歌舞表演也没有了,“我理解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整体气氛也许应该更随意些。”
不过,佳杰思仍然相信,奥运对中国的影响更多的是积极和正面的。以他的采访经历来说,“以前我们去采访某个人,经常会被阻止,说我们是非法采访,现在就不会遇到阻拦。”
开幕式当天,佳杰思曾担心,由于之前中法之间的不愉快,法国队入场时会不会遭到观众的不欢迎举动,但是最终并没有发生,“中国人一样表现出了礼貌和友好。”
“奥运对中国的影响,这需要一段较长时间才能进行评估。”不过佳杰思相信,奥运会使中国变得“更为开放”。
至于奥运能否消解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他认为这需要双方的努力。“中国人只是看到西方媒体的片段,以为西方是蓄意针对中国,实际上不是,比如德国媒体的报道,批评美国的更多,批评本国政府的也更多。”
佳杰思也呼吁来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保持客观,深入了解,“中国非常复杂,如果不了解真相就做出负面判断,很容易激起全体中国人的反弹,这对促进中国进步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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