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3日，在世界各国文坛里有不少人为他准备90寿辰的礼物时，被俄罗斯媒体称为“俄罗斯文化主教 ”的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家中去世。这一消息顿时成了全球很多媒体的头版新闻。短短的几天里，似乎又掀起一股“索尔仁尼琴热”。
有关报道中，绝大多数都提到索尔仁尼琴的“诺贝尔奖得主”和“《古拉格群岛》作者”这两个身份——这的确是他的两项重要成就，但索尔仁尼琴的人生历程和思想体系要远远超过这两项硬性的指标。这个也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作家、诗人、思想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充满坎坷跌宕起伏的一生中，带着沉重的宗教情怀、道德责任感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心理，不懈地追求公平和正义，不仅给俄罗斯也给整个世界留下了丰厚的文学和思想遗产，同时也留下了持久的争议。
从列宁主义者到异见分子
1918年12月11日，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在北高加索的吉斯沃茨克诞生，而他的父亲则于6个多月前死于一场意外。6岁时，索尔仁尼琴随寡母迁居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为了身患重病的母亲，索尔仁尼琴中学毕业后考入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同时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他于1939年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在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前夕，索尔仁尼琴大学毕业，同时拿到了两个学位。虽然受家庭影响，东正教在索尔仁尼琴的心灵里有着重要地位，但大学毕业时，他是一个共青团员，一个列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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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毕业后先是在中学教书，不久应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不过，随着战事的进展，他对战争的指挥有所不满，在攻入德国境内时，对红军的掠夺行为也深感震惊。他把这一切归咎于斯大林，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索尔仁尼琴称斯大林是“蓄了小胡子的男人”。这封信被内务部的人看到后，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在前线被捕，随后被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8年劳改——按当时的标准已经算是开恩了。刑满后索尔仁尼琴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复名誉，后定居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0年劳改营的生活，使索尔仁尼琴切身感受到专制的可怕和人的尊严的重要，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世界观。1956 年后，随着赫鲁晓夫地位稳固，对斯大林的批判逐渐展开，苏联的政治和社会气氛一度活跃。索尔仁尼琴以劳改营生活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也在赫鲁晓夫个人干预下，在《新世界》上刊出，并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掀起了“集中营文学”的热潮。索尔仁尼琴顿时成了文坛明星，在一些评论家的笔下已经和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相提并论。19 63年，他加入苏联作协。
但是很快，赫鲁晓夫自己就在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和平政变搞下台。苏联政治气氛为之一变，索尔仁尼琴成为新的强硬当局的打击对象。当然，经历过劳改营、癌症、离婚和复婚的索尔仁尼琴此时已经是一个勇敢的有良心的著名作家。面对克格勃对自己的骚扰和对亲友的盘问，他没有退缩，而是给作协写公开信呼吁言论自由，结果是苏联作协梁赞分会投票以5 ∶1的结果将他逐出作协。当局希望他沉默下来。
但是，索尔仁尼琴不仅没有沉默，而且参加了萨哈罗夫发起的“人权委员会”，成为苏联境内一名具有代表性的“异见人士”；其作品不仅在西方国家发表，还于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国际上思想界，尤其是左派的思想界，纷纷呼吁苏联当局不要迫害他，让他说话。索尔仁尼琴因此成了西方攻击苏联的一个有效的政治武器。
1973年，克格勃发掘了索尔仁尼琴的一部分《古拉格群岛》的手稿(该书已于1968年完成，手稿分别藏在一些朋友处。同时，瑞典记者斯蒂格·弗里德里克松帮助他把手稿制成缩微胶卷偷运出境)，这威胁到他的有朝一日要在国内出版这部著作的计划，于是他通知弗里德里克松尽快出版。1973年12月，《古拉格群岛》俄文版在巴黎出版。苏联疯狂而惨无人道的劳改营真相暴露在世人面前。这让勃列日涅夫气得直骂“索尔仁尼琴这个流氓”。
一个多月后，克格勃逮捕了索尔仁尼琴，当局剥夺了他的苏联国籍。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送上一架飞往西德的飞机，从此开始了20年的流亡生活。
流亡在西方，批判西方文明
无论是从推崇敢于和恶的政府对抗的个人勇气的价值观出发，还是从冷战的现实政治考虑，西方社会都会对索尔仁尼琴伸出欢迎之手。索尔仁尼琴在西德和妻子会合后，转道瑞士抵达美国，一路自然受到英雄般的待遇。
不过，他很快就和西方合不来了。因为索尔仁尼琴不喜欢西方文明，他是个注重信仰、注重精神、不会因为物质生活而改变的思想者。个人自由和尊严在他的心目中固然重要，但和很多异见人士主张建立西式民主不同，在说到文化和政治时，索尔仁尼琴的心里最关切最推崇的还是东正教俄罗斯文化，认为俄罗斯要有自己的政治道路。
早在1973年，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55岁的索尔仁尼琴谈了自己的“俄罗斯发展方略”，其中除了对“ 中国威胁”的危险、意识形态的害处着墨甚多之外，也重点谈到了西方文明“将要陷入绝境”。在他眼里，西方民主太软弱，要在俄国“实行比共产主义更为民主的专制政治”；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只要保持就可以；物质追求是堕落的，俄罗斯应该加强东正教的地位。
到了美国后，索尔仁尼琴似乎没有改变这个理论。他没有学习英语，而是隐居在佛蒙特州凯文迪什，用俄语为俄国人写俄国的历史。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丝毫没有减弱。在1978年应邀给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致辞时，他称西方社会“ 不负责任的、破坏性的自由”在蔓延，其制度不能阻止人类的堕落，轻佻的媒体不会尊重人的隐私，出版物中充满色情。
演说之后，索尔仁尼琴也被西方一些媒体戴上了“沙皇主义者”和“反犹太”的帽子。当然，他不会接受这些称号。
回归故土，重新思考
1980年代末开始的苏联东欧剧变，给索尔仁尼琴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1990年，他重获苏联国籍。199 4年5月，应总统叶利钦的邀请，他结束流亡生活返回祖国。为了感受这令他一往情深的土地，他和家人从海参崴出发，坐了 56天的火车横穿俄罗斯(BBC有专人拍摄这一旅程并支付所有费用)。一路看过来，索尔仁尼琴深深为俄罗斯所受的摧残感到沮丧和愤怒，并发挥他作为一个批评者的特点，对苏联政府和俄罗斯政府进行谴责。
索尔仁尼琴刚回俄罗斯的时候，这里对苏联的声讨还没有结束。作为对抗苏联的英雄，他在人民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民意测验显示，圣彼得堡的市民中大部分人希望索尔仁尼琴竞选俄罗斯总统。一时间人们还在观望，这个先知般的人物，能否像霍梅尼在伊朗那样在俄罗斯掀起一股带有宗教意味的政治风潮。
但索尔仁尼琴不愿意从政，也不和任何政党合作。他仍然以思想家的身份，用自己的言行和作品来指导这个社会，抨击罔顾民生的政府，只知有权不知有政的政客，谴责贪污腐败和感叹世风日下。
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社会的迅速变迁，俄罗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索尔仁尼琴似乎很快就被人们淡忘。刚回国时，有一个电视台还专门制作一档每周两次的节目，叫“与索尔仁尼琴见面”，这个访谈节目很快就变成索尔仁尼琴一个人谴责式的独白，一年以后就停播；他的30卷的全集只出版了3000套；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巨著《红轮》据说让年轻人望而生畏，没什么人能读完。为了传播他的文化，索尔仁尼琴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和公众对话，包括把自己的经典作品改编成电视剧放映。
当然，俄罗斯政界没有冷淡这个伟大的思想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府计划给他颁奖，他拒绝了；叶利钦政府也要给他颁奖，他也拒绝了；直到去年，普京总统给他颁发最高荣誉的“国家奖”，索尔仁尼琴接受了。
弄明白为什么只接受普京的颁奖，是人们探索索尔仁尼琴思想的一个捷径。2007年7月，德国《明镜》周刊刊发了对索尔仁尼琴的专访，也问到了这个问题，老人的回答向人们勾勒出他回到俄罗斯后的一些思想状况：宗教是他的人生支柱；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政治幼稚且不负责任，但给俄罗斯人带来了自由；叶利钦不顾民生，经济失误连连，但其他国家把对苏联的不满发泄到俄罗斯身上是有失公允的；普京的做法虽有些地方不尽如人意，比如集权和取消地方自治，但他给俄罗斯带来了缓慢而坚定的复兴。
这次公开谈话，也让人们再一次确定这位备受争议、但谁也不能否认其影响的文化巨人的内心世界：对个人自由的珍惜，对人们生活的关注，以及对俄罗斯命运的关心。
索尔仁尼琴的遗产
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文化的产物，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型。虽然恰达耶夫曾说：“俄罗斯在道德上出现了空白，人类的普遍法则对我们是不适用的，除了奴役其他民族外，就是自我奴役，我们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但一两百年来，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更有一种强烈的济世救民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的圣徒精神。索尔仁尼琴就是这种使命感和精神在当代的化身，也因此会被很多人视为俄罗斯的文化偶像。其实，这个偶像除了具有对俄罗斯民族的意义外，对其他民族也有很多启示。
他对个人和个人尊严的重视让人震撼。《古拉格群岛》开篇所说的“宇宙中有多少生物，他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天地就崩坼了”，是所有人道主义和人权理论的核心。
他对专制制度有深切的体验和有力的揭露。谈到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原是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的时候，他说：“统治者换了人，但古拉格群岛依然存在。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制度离开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岛，这个国家本身也将不复存在。”
更为可贵的，是他以个人对抗这个集权的勇气。苏联政权的垮台未必与他有关，但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个人，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不要怯懦，不要撒谎。这种勇气，将会激励和鼓舞许多至今仍生活在古拉格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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