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论务虚会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反复，哪有此番“真理标准”讨论再补课？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常出现“皇帝的新衣”那种故事，反复上演“指鹿为马”那样的闹剧，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定是生活在迷信、愚昧、思想专制统治之中。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取得了重大胜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报告就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43页）
《财经》胡德平/文
谁料三四个月后，社会上的舆论又出现“倒春寒”，批评、攻击三中全会和思想解放的声音又再次抬头。一些地方刮起的一股股“左”风，竟然还左右了当地的舆论。如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转载了《辽宁日报》一篇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报道，支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但当作者范敬宜一听该文公开发表，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他竟脑袋“嗡”的一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又闯祸了”！
时隔20年后，作者介绍了他当时的思想状态：1979年3、4月间，情况突然变化，社会上出现一股冷风，传说什么“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现在农村中资本主义泛滥了”，“辛辛苦苦2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把农村状况描写得一团漆黑。特别是4月间（注：疑为３月间）《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一篇署名文章之后，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辽宁日报》社每天收到的来稿，大量是反映如何“反击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阵地”之类的报道。……如果三中全会的路线、政策真是“过了头”，报纸今后如何继续宣传三中全会精神？（《新闻战线》199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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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宜同志长期在新闻领域工作，先后担任过《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辑。三中全会开过之后，他本应更加意气风发地报道我国出现的各种新生事物，却有如此之重的思想压力，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注意和思考。
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在党的路线方针重新定向的时期，耀邦同志的心情非常不平静。他深感当前的任务极重，工作压力很大。他那时已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宣部部长，他必须综合研究很多问题，已不能像在某一具体部门工作时那样考虑问题了。1979年6月15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对当时不符合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路线的消极言论有所批评：
我们党内有个非常坏的习惯和风气，中央文件也不好好看，报纸更不好好看，就是刮风。今天刮这个风，明天刮那个风。最近一些地方和个人刮风相当厉害。有人传说三中全会是“放”、“偏右”，三月份以后要“收”了，要反“右”了，形势不好，要下马了。
第二天，他在中央党校一次会议上如实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激烈矛盾。他说：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事情比较多，我已经向中央提出了建议，减少我一点兼职，不是说自己在偷懒，而是怕办不好。事情办不好，我们也是很痛苦的，办不好我们心里也是感到很耻辱。我们的心思有时候不一定在讲台上讲，甚至我们也不采取那么一个办法，告诉自己的秘书和子女。最要紧的还是抓紧自己的学习，还是抓紧自己的工作，还是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得高一点。这是最对得起党的，对得起家庭的，也是最对得起自己的。
耀邦同志这段表白，是敞开胸襟无意中的自然述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和情感呢？我认为，随着职务地位的变化，在他真诚执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忧患苍劲的思考，在热情奔放的性格中添了一份孤独的心绪。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他，直到去世。这是我在1983年以后，才逐渐感受到的。很多人说他是一个热情澎湃、易动感情的性情中人，非常对；但他苍劲孤独的一面，很少有人察觉，这算是我观察到的一点秘密吧。
广大读者兴许要问：党的三中全会之后，为何会产生这种舆论上的逆转呢？这还要从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那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谈起。
理论工作务虚会
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最早是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9月提出的建议。这是因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虽然党内正确意见已占上风，但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仍然不乏其人，有的同志还在党内居于高位。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历史的进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三中全会以后，理论工作务虚会之前，“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如山的种种党内问题、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出来。1979年元旦前后，西双版纳农场7万知青罢工，要求返城，数千人下跪请愿，群体卧轨。边疆出事，震惊了中南海。全国知青又何尝不是如此？其情可哀，其怒难平。这年的1月，我在上海出差。一天晚上，亲眼看到人民广场上人山人海，绝大多数都是从新疆、云南、黑龙江、江西、安徽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呼喊“回城过春节”、“回城参加四化”的口号，我呆呆站在那里，默默在问：这如何是好，如何解决？在全国“中心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也发生了示威游行。
据1979年年初的统计，中纪委成立不久便已收到群众来信三麻袋，中组部每月收信1万多封，中央每月收信6万多封，上访常住人口4000多人……这些群众上访、来信，如同大江大河刚刚形成的洪峰，水位只涨不退，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击党政机关，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等问题。当然，极个别违反法律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对党中央来说，处理这些问题确实是个新的重大考验。谁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但这种事情绝大多数确实又是多年来极“左”路线造成的，党和政府能不管吗？能不纠正自己错误路线造成的影响吗？如果不问不管，麻木不仁，还叫实事求是、对人民负责吗？1956年和第二年上半年，我国很多地方发生过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众“闹事”的问题。毛主席曾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对此进行分析。但在他有生之年，一直没有真正处理好带有普遍性质的这类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包括如何对待所谓群众“闹事”的问题，反而发起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文革”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其指导思想是发动群众，通过造反、闹事、以“大民主”的方式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和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这些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的紧迫性，即共产党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后，党的领导责任和服务宗旨如何统一？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革命时期相比，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必须尽快学会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学会如何利用政权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如何推动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如何用民主法治的办法让人们互相服务，全面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共产党的领导权当然不能放弃，但在相当程度上来说，领导就是服务，不为人民服务就没有领导权，服务也是领导。
如何看待三中全会之后突然爆发的这些社会问题，党内个别同志相当敏感，反应相当激烈，有人认为：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错误和缺点……现在的情况很多和1957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形势比1957年初复杂得多。
在1979年１月３日召开的中宣部例会上，耀邦同志针对这种认识，即刻明确指出：
现在形势很好，不要对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
他接着传达了华国锋同志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要“避免出现1957年那种反复，千万防止‘翻烧饼’。”
1月11日，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对这种社会现象又作了进一步分析：
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建国几十年来所未有。此外，还有我们主观上、工作上的问题。干部、党员、工人、农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错案的平反昭雪没有得到解决。中央规定的政策还没有在他们身上落实。这些人的正当要求，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必须看到这两个方面。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当天，我记录了我与父亲的一次谈话：
乘14次列车回到家中，父亲午睡已醒，还未下床时，我即找他谈了上海顶替之事，滕谷生之事，温州市面问题。父亲谈了他最近几次讲话的一个内容，就是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人似乎有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发展趋向，表现为离开宪法要求自由、民主；离开发展生产要求提高生活；离开整体利益要求个人利益；离开马列主义要求解放思想。他说他只要求把问题讲清楚，根本不要再为此抓人，点名批判。
——1979年1月18日笔者《日记》
改革开放以来，父亲愿意向子女们询问一些社会上的情况，也愿意和子女们讨论一些政治观点和社会问题。但有关他的具体工作、“党内消息”则不会告诉子女，我们也从不多问。他之所以给我讲这些话，我之所以记录得还算认真，是因为我体会了他的用意：既怕子女们不谨慎、捅乱子，又想表明他的一种思想态度吧。
理论务虚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开得完全成功，使人人满意，殊非易事。
但是，在这次会议上，理论界的同志们还是在解放思想、“真理标准”的旗帜下进行了深入有益的探索，例如，如何评价“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领导干部终身制、国际共运的“反修大论战”等问题。敬畏毛泽东同志为神的种种禁区、禁令开始被打破，更有意义的是，这次会议反映了我党、我国人民重新思考我们祖国过去走过道路的经验及教训是什么、今后应该怎样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会议力图为因“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探讨和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会议提出很多问题、观点和建议。近30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解决这些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时代的要求，意义重大。
这里不能不提到苏绍智和冯兰瑞在1979年2月6日的联合发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发言者开门见山：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是一个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过去也是一个禁区。发言者指出，自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我党在意识形态中就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之前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都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此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发言者认为，这一论断缺乏依据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实践向我们提出划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如何划分呢？发言者提到：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1）“过渡时期”。（2）不发达的社会主义。Ⅱ、发达的社会主义。Ⅲ、共产主义。……
发言者认为，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发言最后严肃指出：把发达社会主义才应该做的事，拿到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来做，就会发生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想要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甚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两位的发言结合实践，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现在眼光看，只有说得不够之处，哪有过分之嫌？但一直被人扣上“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帽子。然而，实践的发展最终还是将这一观点的深入研究不断推进下去，直至成为党的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内容。他们的思考究竟是功是过，结论一目了然。
务虚会的最后，是邓小平同志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这次报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报告的基本精神已成为新时期我党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如何全面掌握、运用党的基本路线，用“真理标准”回顾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更加紧密和谐，使基本路线和科学发展观更好结合起来，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颇为关注的重大课题，事关今后全党、全国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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