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与李莎的革命浪漫
口述:李莎,李英男 整理:周逵
1933年,驻留苏联的李立三邂逅美丽的爱情。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妻子,李莎从苏联来到中国。他们的一生历经沉浮,数经考验。对待历史,苦尽甘来的李莎坦言“这是历史,对待历史,有什么委屈可言。”

1946年回国前,李立三和妻子及女儿英男合影

最后一张全家合影,1966年8月
李莎:为了爱情的“叛国”
口述:李莎(李立三夫人)
莫斯科邂逅
1933年秋天,我刚刚从远东回到莫斯科,被邀请到一个女朋友家里做客。朋友给我介绍说,今天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李明。他看起来不超过三十岁,高高的个子,头发很蓬松很漂亮。大大的眼睛。在聚会中,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中国,讲中国的革命活动。他说在上海大罢工的时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沿着屋檐跑,爬墙跳墙。那些警察紧跟着追在他后边。他讲得非常精彩,吸引了所有人的兴趣。我像海绵吸水一样,听他讲关于中国的有趣的故事,并被他的谈吐所感染。
等他走了以后,我问朋友,这位中国朋友李明究竟是谁。我的朋友瞪大了眼睛对我说:“你不认识他吗?李明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工人领袖李立三呀!”
在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的时候,学校老师就会经常在课堂上讲一些世界革命的形势,特别是当时革命风起云涌的中国。有一次我无意间翻开一本画报,不知为什么立即注意到一张照片,那是上海的一个大型群众聚会。在人群中间,一个穿长袍、身材高大的人站在台上。他很有魄力,满怀激情地伸出手,慷慨陈词。我就觉得他的姿势很特别,他站在那儿,像是一座雕像。照片底下有一行下面有一行文字说明:这是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次工人集会,演讲者是上海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
当朋友们说起李立三这个名字时,多年前的那张照片再次浮现在我眼前。当时的苏联报章介绍到他时,已经称呼他为中国工人运动和武装暴动中的一员闯将,说他曾经和刘少奇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也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并且在瞿秋白犯错之后,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
但在我的印象里,他至少应该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却万万没有料到那个年轻、有活力的中国人“李明”就是李立三。
我们很快有了再次见面的机会,可是后来当我兴冲冲地将这张照片的故事告诉李立三时,立三给出的答案却令我惊讶。他说他来苏联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共产国际做深刻检讨,反省他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立三路线”。实际上,他是由于得不到回国批准,而被迫滞留苏联。从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到流落苏联成为一个落寞的革命者, 36岁的立三正经历着人生中的低谷。
我身边的朋友也都陆续知道了“李明”的真正身份。他们劝我说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当时我没有往那边想,因为我性格不是这样的。 我不但是当时、而且在以后都从来没想过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坏处,我听从的是本能的感觉。
他在我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过去的几段婚姻也和盘托出。关于自己的优点、成绩他只字不提。他讲到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他性格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一个不平静的人,所以他想要加快中国的革命进程。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谦虚、聪明。但是他无法摘除他的那些骂名,即使在苏联也几乎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陷入了爱河。他在爱情方面非常的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平时他生活中是有点不修边幅的。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约在大剧院旁边见面,突然我看到他过来了,穿了一身笔挺的西服,崭新崭新的。我真的很吃惊
1936年2月,我们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举办了俭朴的婚礼。这一年5月,我们来到黑海之滨度蜜月。5月份是玉兰花开的季节,那是很漂亮的白色的花。突然,他爬到树上,摘了一大捧鲜花然后送给了我,我很高兴,觉得这很浪漫。
但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们不曾想到,一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刘伯承、陈毅、李立三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李立三在苏联入狱
1934年12月,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许多苏联的革命元老、红军将领都被戴上“反党托派”、“外国间谍”的政治帽子而锒铛入狱。我们所居住的共产国际招待所里也终日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平静地安睡,经常会有沉重的军靴声和枪
械的摩擦声。而第二天早上,公寓长长的走廊里,就会有些门上被贴着封条盖着章。我们就知道里边的人已经被带走了。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下,人人都有危机感。那段时间非常难熬。
1937年 “肃反”运动进行到最为激烈的阶段。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看着许多中国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立三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的申请。
然而,正当我们迫切等待回音时,1938年2月24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们吵醒。我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两个军人。一个战士肩上跨着步枪。他递给李立三一张纸,上面写着“逮捕证”。
我整个人突然就全身发冷,好像死了一样。
李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俄国人民、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
我瘫坐在沙发上。直到天亮才勉强拿起笔,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交给住在隔壁的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
几天后,正当我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立三消息的时候,接到了学校团委通知,要求我前往礼堂参加全体团员大会。在大会上,他们罗列了立三的所有所谓的罪名,然后就让我表态。
我说:“我和丈夫结婚的时间不长。但两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所以我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他,我没有发现他做过任何坏事。现在他被抓起来了,但是他的案件还在审理中。我们只能等。只有等到事情查得水落石出,我们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很不喜欢我这种态度,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唱一个调儿。团委书记说:“你们看,她和丈夫是一丘之貉。像她这样的人,就不配留在团内!”
我就掏出自己的团证,放在桌上,转身就下台走了。这个时候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
自从被内务部抓走后,立三音信全无。我不理解,难道在苏联会有那么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么?我觉得不可思议,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丈夫。
于是,我凭着共产国际的一纸介绍信,到莫斯科的各个监狱打听他的下落。在每个监狱我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排到问询处窗口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证明递过去。人家就把证明扔回来,说没有这个人。
在近半年后,我终于在塔岗卡监狱意外获得了丈夫的消息。我一下子就如释重负,高兴得不得了。我问我能不能给他转交什么东西?可以探监么?他们就说不能探监,只能每个月来一次给他转交50卢布。

开国大典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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