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革命爱情的“叛国”_深度报道_新闻

为了革命爱情的“叛国”

http://news.QQ.com　 2008年08月08日10:53 　四川新闻网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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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与李莎的革命浪漫

口述：李莎，李英男整理：周逵

1933年，驻留苏联的李立三邂逅美丽的爱情。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妻子，李莎从苏联来到中国。他们的一生历经沉浮，数经考验。对待历史，苦尽甘来的李莎坦言“这是历史，对待历史，有什么委屈可言。”

为了革命爱情的“叛国”

1946年回国前，李立三和妻子及女儿英男合影

为了革命爱情的“叛国”

最后一张全家合影，1966年8月

李莎：为了爱情的“叛国”

口述：李莎（李立三夫人）

莫斯科邂逅

1933年秋天，我刚刚从远东回到莫斯科，被邀请到一个女朋友家里做客。朋友给我介绍说，今天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李明。他看起来不超过三十岁，高高的个子，头发很蓬松很漂亮。大大的眼睛。在聚会中，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中国，讲中国的革命活动。他说在上海大罢工的时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沿着屋檐跑，爬墙跳墙。那些警察紧跟着追在他后边。他讲得非常精彩，吸引了所有人的兴趣。我像海绵吸水一样，听他讲关于中国的有趣的故事，并被他的谈吐所感染。

等他走了以后，我问朋友，这位中国朋友李明究竟是谁。我的朋友瞪大了眼睛对我说：“你不认识他吗？李明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工人领袖李立三呀！”

在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的时候，学校老师就会经常在课堂上讲一些世界革命的形势，特别是当时革命风起云涌的中国。有一次我无意间翻开一本画报，不知为什么立即注意到一张照片，那是上海的一个大型群众聚会。在人群中间，一个穿长袍、身材高大的人站在台上。他很有魄力，满怀激情地伸出手，慷慨陈词。我就觉得他的姿势很特别，他站在那儿，像是一座雕像。照片底下有一行下面有一行文字说明：这是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次工人集会，演讲者是上海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

当朋友们说起李立三这个名字时，多年前的那张照片再次浮现在我眼前。当时的苏联报章介绍到他时，已经称呼他为中国工人运动和武装暴动中的一员闯将，说他曾经和刘少奇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也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并且在瞿秋白犯错之后，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

但在我的印象里，他至少应该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却万万没有料到那个年轻、有活力的中国人“李明”就是李立三。

我们很快有了再次见面的机会，可是后来当我兴冲冲地将这张照片的故事告诉李立三时，立三给出的答案却令我惊讶。他说他来苏联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共产国际做深刻检讨，反省他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立三路线”。实际上，他是由于得不到回国批准，而被迫滞留苏联。从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到流落苏联成为一个落寞的革命者， 36岁的立三正经历着人生中的低谷。

我身边的朋友也都陆续知道了“李明”的真正身份。他们劝我说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当时我没有往那边想，因为我性格不是这样的。我不但是当时、而且在以后都从来没想过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坏处，我听从的是本能的感觉。

他在我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过去的几段婚姻也和盘托出。关于自己的优点、成绩他只字不提。他讲到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他性格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一个不平静的人，所以他想要加快中国的革命进程。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谦虚、聪明。但是他无法摘除他的那些骂名，即使在苏联也几乎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陷入了爱河。他在爱情方面非常的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平时他生活中是有点不修边幅的。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约在大剧院旁边见面，突然我看到他过来了，穿了一身笔挺的西服，崭新崭新的。我真的很吃惊

1936年2月，我们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举办了俭朴的婚礼。这一年5月，我们来到黑海之滨度蜜月。5月份是玉兰花开的季节，那是很漂亮的白色的花。突然，他爬到树上，摘了一大捧鲜花然后送给了我，我很高兴，觉得这很浪漫。

但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们不曾想到，一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为了革命爱情的“叛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刘伯承、陈毅、李立三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李立三在苏联入狱

1934年12月，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许多苏联的革命元老、红军将领都被戴上“反党托派”、“外国间谍”的政治帽子而锒铛入狱。我们所居住的共产国际招待所里也终日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平静地安睡，经常会有沉重的军靴声和枪械的摩擦声。而第二天早上，公寓长长的走廊里，就会有些门上被贴着封条盖着章。我们就知道里边的人已经被带走了。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下，人人都有危机感。那段时间非常难熬。

1937年 “肃反”运动进行到最为激烈的阶段。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看着许多中国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立三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的申请。

然而，正当我们迫切等待回音时，1938年2月24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们吵醒。我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两个军人。一个战士肩上跨着步枪。他递给李立三一张纸，上面写着“逮捕证”。

我整个人突然就全身发冷，好像死了一样。

李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俄国人民、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

我瘫坐在沙发上。直到天亮才勉强拿起笔，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交给住在隔壁的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

几天后，正当我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立三消息的时候，接到了学校团委通知，要求我前往礼堂参加全体团员大会。在大会上，他们罗列了立三的所有所谓的罪名，然后就让我表态。

我说：“我和丈夫结婚的时间不长。但两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所以我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他，我没有发现他做过任何坏事。现在他被抓起来了，但是他的案件还在审理中。我们只能等。只有等到事情查得水落石出，我们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很不喜欢我这种态度，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唱一个调儿。团委书记说：“你们看，她和丈夫是一丘之貉。像她这样的人，就不配留在团内！”

我就掏出自己的团证，放在桌上，转身就下台走了。这个时候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

自从被内务部抓走后，立三音信全无。我不理解，难道在苏联会有那么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么？我觉得不可思议，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丈夫。

于是，我凭着共产国际的一纸介绍信，到莫斯科的各个监狱打听他的下落。在每个监狱我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排到问询处窗口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证明递过去。人家就把证明扔回来，说没有这个人。

在近半年后，我终于在塔岗卡监狱意外获得了丈夫的消息。我一下子就如释重负，高兴得不得了。我问我能不能给他转交什么东西？可以探监么？他们就说不能探监，只能每个月来一次给他转交5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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