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更荒诞的是，给学校带去麻烦后，他(杨科)会被校长领导们举手表决，被当作精神病人送进医院。对我们的社会，用这个细节比用更多的文字表现更有讽刺力。举手表决是个民主的过程——你有没有病不重要，关键是大家都“同意”你有病了。
南都周刊记者 张守刚 北京报道 实习生 崔子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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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前的一天，阎连科从北京郊区的昌平驱车直至万圣书园。天气出奇地热，落座后，他先点了一杯冰咖啡。
自他的小说《风雅颂》出版以来，围绕他的关于污蔑、亵渎知识分子的争议，就像当天热爆的天气。可惜没人给他送上一杯冰咖啡——书商看到争议喜上眉梢；评论界乐得多了些写稿的话题；而读者呢，一副无所谓的姿态，有热闹总比没热闹好。
关于《风雅颂》，有人揣测里面的清燕大学影射了北京大学，有人对那个通奸的副校长到底是北大的还是人大的各执一词，也有人逼问阎连科是否“真的找过小姐”。当然，这些话题又被另一拨人斥为无聊，尽管它貌似很有趣。
面对一连串的质疑和出奇的愤怒，阎连科曾经一再闪烁其词，“我只是描写了自己飘忽的内心”。但另一种声音马上盖过了他的解释：“阎连科，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风雅颂》让很多人看了不舒服，尤其是那些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
于是，我请阎连科专门谈谈“知识分子”。进入主题之后，我惊异地发现，这位在文坛上连续制造争议话题的作家，其实性格中有颇似老农的坦诚。我问什么，他回答什么，也许是内心积压得太多，他甚至诉说了自己写作上的本能退缩，其内心无法赎回的后悔——一个作家，遇到能写成经典的题材是多么地幸运啊，可他曾亲手糟蹋了它。
他知道有些话不适合在媒体发表，但他不在乎。他甚至没有很多受访者的那种提醒：“这句话咱私下聊的，就不要写了啊。”
诚然，你会注意到阎连科近期言论的前后矛盾，内心涌起质疑。比如他昨天说《风雅颂》纯粹是写对自己的鄙视，今天又说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比如他先说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后又斥责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无用，等等。这似乎表明，他对自己“做人有问题”的怀疑是成立的。抑或是，这构成了他的另一种真实？
五十而知天命，50岁的阎连科意识到了这一点。“写不了几年了”，他说，他将更多地卸下伪装
。几十年前，为了逃离乡土他拿起笔，现在握着这支笔，他感觉，比当年的镢头还要重。
“他窝囊，但他不是个坏人”
这些年，阎连科一想到回家心里就酸溜溜的。他想一定要以“回家”为主题写本小说，同时也想表达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思考。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主人公是干啥工作的？
开始他想写一位作家，又怕别人说，你阎连科也太作秀了吧，怎么那么自恋？后来又想换成一位现当代文学评论的教授。“我对他们的生活非常熟悉啊，肯定能写出很鲜活的东西。但你想，这些教授都是自己的朋友，书出了对号入座也不好。”
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跟他聊天时提到了《诗经》。他如同醍醐灌顶，于是一切都有了：书名《风雅颂》，主人公杨科被设定为古典文学的大学教授，小说末尾甚至出现了一座象征回家的“诗经古城”。
南都周刊：《风雅颂》里我注意到几个细节，主人公杨科在大学讲授《诗经》，听的学生门可罗雀。但当他给精神病人、妓女们讲《诗经》的时候，反而非常受欢迎。这中间，你讽刺的意图太强烈了。
阎连科：这当然充满了讽刺的意味。我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写。只有这么写，才能表达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主人公杨科的很多行动是不合常规的，不合逻辑的。他妻子跟别人通奸，他自己本来占据主动，但见了那通奸的副校长，反而给人跪了下来。这个在家里如此窝囊的人，面对沙尘暴，却像堂吉诃德面对风车一样，成为一个英雄，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情。更荒诞的是，给学校带去麻烦后，他会被校长领导们举手表决，被当作精神病人送进医院。对我们的社会，用这个细节比用更多的文字表现更有讽刺力。举手表决是个民主的过程——你有没有病不重要，关键是大家都“同意”你有病了。
南都周刊：很多人批评你，你这样是在扭曲，在妖魔化知识分子。
阎连科：我认为，恰恰是妖魔化使得这小说获得不同的意义，也恰恰是妖魔化达到了我的写作目的。我希望有这种效果。
南都周刊：杨科也有彻底堕落的时候。
阎连科：这当然也有。你肯定还记得那个情节，过年了，他多么希望回到妻子身边。于是打电话给家里，接电话的却是一个男人，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了自己的彻底堕落。因为他近乎绝望了。之后，他在镇上遇到了一群姑娘，之前他力图解救的那群姑娘。过年了，她们也无颜回家，他与她们找到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温馨。堕落彻底开始了。而之前，是一种拯救。
南都周刊：奇怪的是，虽说是堕落，但杨科的行为并不让人很鄙视。
阎连科：这种堕落是表面的，这实际上是“闲余人”的精神状态，是他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必要途径。这种寻找有两种极端，一种是进入自己疯狂的学术研究状态，一种是肉体的堕落。这里他选择的是后者。
南都周刊：也就是让很多批评者受不了的“动物性”？
阎连科：他们没看懂。杨科确实有人的本能的状态，但也有人性的光辉。(比如)对小姐的温情与理解。特别是小姐都表示晚上愿意跟他过夜的时候，他说，想给大家讲讲《诗经》。虽然是可笑，但也可爱可敬。他有堕落和本能，但读者不会觉得他可恨。他窝囊，但他不是个坏人。
“我就是表达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批判”
阎连科的河南口音很重，他的言说中充满着矛盾。他一直坚持说，自己不够格做知识分子，但面对记者，他又一再诉说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无奈，无力。
《风雅颂》一出，评论界关于他“亵渎”知识分子的声音大得惊人。他曾经通过出版社一再示弱：“如果说我亵渎了知识分子，那么，第一我要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在写作中的全部努力，仅仅就是塑造了杨科这样一个人物，他不代表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个个案。”
这次他不再掩饰。“杨科不是个案。”他说。他要批判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
南都周刊：你的简历上写上过两个大学，怎么说自己没上过大学？
阎连科：那都是掏钱上的，大专之类的。我不住校。
南都周刊：所以小说出来之后，有人说你对大学不了解，也有这个原因？
阎连科：这倒不是。他们说我扭曲了大学、知识分子的形象。甚至有人说，里面的清燕大学副校长跟人通奸，就是讽刺北京大学的嘛！这个很有意思。前几天，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朋友还跟我说，你小说写的就是我们的校长跟某某某啊，跟你写的一模一样。人大的一个朋友也说，那就是写我们大学的啊。
其实，我想写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甚至很窝囊的状态。现在知识分子不也是这样的一种形象吗？无论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或者饭桌上听到的，大都是学富五车，学无所用。无奈，无力，无用，这是当下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的精神，也是他们最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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