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做好了你自己的工作，就是给北京争光
“老杨现在在我们这条街上已经小有名气了，大家都很敬重他。”三里屯雅秀市场前志愿者站点的一位中年志愿者，提起老杨时伸出大拇指说道。
曾是北京机电研究院机械工程师的老杨，为了当好奥运志愿者，跑遍了三里屯这条街上每一栋有饭店的大楼，然后回家接连几天忙到夜里12时，画出一张详细的餐馆路线图。
“合着你就会干这些啊？”老伴有些不满，因为孙子正小升初，老杨却忙得顾不上管。
而培训班里正在搞演讲比赛，展示大家学英语的成果。为了搞好这次演讲，老杨可是下了一番大功夫。他把自己写的文章，先找加拿大老师修改，请他朗读后用磁带录下来，自己再用复读机反复听，模仿他的发音。
“我得让别人基本上听了是这个调。”他说。因为多年跟老外学英语，他的发音已经相当标准了。
这些年，为了讲一口标准的英语，老杨共用坏了6台复读机。商家在获知他是为奥运苦学英语的事迹后，决定特别支持他：每次用坏了，可以用旧的免费换取新的。
在学外语上，老杨倒没花多少钱，但为了当好志愿者，他可没少花钱。他经常随身携带一张30元面值的中国网通IC卡。这源于他过去的一次经验。
有一次，三里屯街头，一个南非黑人，拿着手机跟路过的人比划，没人懂他在说什么。老杨便主动凑过去，一句“Can I help you？”让愁眉不展的小伙子喜出望外。原来对方的手机没电了，需要跟家人联系。老杨随手把自己的IC卡掏出来，让他在路旁的公用电话上打。几分钟国际长途通话后，小伙子问：“How much？”老杨用英语回答：“不要钱！”
老杨所在的志愿者站点位于酒吧一条街。他经常能碰见老外手机没电或没钱的情况。前不久在大北窑地铁站门口，他又碰到了类似情况，不过这次是个丹麦人。老杨依旧没向他要钱。
“我要给外国人留下一个好印象，这个好印象不是给我个人，而是给我们北京市民。作为一个志愿者，你做好了你自己的工作，就是给北京争光。”老杨说。
不过，类似的情况遇得多了，老杨慢慢也总结出了经验：不给对方手机，用手机往国外打电话，一分钟就好多钱，那咱这手机受不了。如今30元钱的IC卡，找到合适的地方，18元钱就能买到。钱省下来了，老伴的意见也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老杨学英语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为考试、不为拿分、不为拿文凭，只是为了交流。奥运会期间很多外国人要来，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问一些问题，我们得回答他们啊！
我想用英语改变这个国家
“我讲英语不是崇洋媚外，我是可怜外国人不会汉语。”在一所大学的操场上，李阳正大声地重复着他推广疯狂英语的理由。台下是一群手舞足蹈的大学生，他们正为自己偶像的到来而激动。
“想一想，数学再难，英语再难，也没有爸妈供我们上大学难。”只需三言两语，李阳已经将台下一分钟前还在跟自己声嘶力竭地读英语的学生感动得潸然泪下。
2008年春节期间，这个试图想“让三亿中国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的男人，一如既往地在广东从化举办他的李阳疯狂英语冬季训练营。
为期10天的训练营，收费8000元，小学六年级学生琪琪因为此前听过李阳的讲座，可以享受打八折的优惠。她在广州从事个体户经营的爸妈，只需为她这10天的培训支付6400元。
“我那个时候特别累，特别特别地累。”如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11岁的小女孩还是忍不住叹息。小女孩未来想做翻译，“因为李阳老师说，做翻译讲几句话，就有几万块钱。”
训练营里，平时睡9个小时的她，现在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课堂上，她很想睡觉，可想到爸妈为自己交了那么多的钱，她还是一再告诫自己，再坚持一会儿。而她背后的墙上，则贴着大大的标语“你有没有想过你配不配吃这顿饭？”
在小女孩的想像里，只要学好了英语，以后就可以去美国的大公司工作。“那里有很多美元赚，可以做翻译，养爸妈。”尽管在寒风中听黑人教官训话时，她一脸茫然地含着棒棒糖，但孩子的心中还存着这样一个朴素的梦。
最终实在坚持不住的她，在莲·派克的镜头下，躺在几张凳子上睡着了。上课实在撑不住的时候，她会把头埋在同学的怀里悄悄睡一会儿。她是训练营里最小的学生，所以老师和同学都很照顾她。
当她的一阵忘我的英语朗读获得高分，被评委老师高高举上肩头后，小女孩的训练营生活也正式宣告结束。
而李阳老师，又开始了他另一端奔波的旅程。“我很累，我非常累。”在不停颠簸的车上，李阳诉说着他的心声。不过，他觉得自己不能停下来。“有太多的人还需要我去教他们。我想用英语改变这个国家。”说完这些，镜头里这个自信的男人还是在汽车的摇摇晃晃中睡去了。
他真的累了。
英语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而是一种开放的心态
就在李阳沉沉睡去的时候，奥运也早已跨过2008年的门槛，进入每个人的生活。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统计，2007年北京市外语人口已达到550万。李阳的“哥们儿”刘文立的名字前，又多了一个称谓：“奥运公益民警”。
被越来越长的名号加身的刘文立，这一年，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与奥运相关的活动，或是免费给各单位做公益性质的学英语讲座。奇怪的是，这位奥运公益民警，在给人做报告时从不结巴，讲起英语来也时快时慢、随心所欲，但当跟他用中文聊天时，聊着聊着就有点儿结巴。提到自己时，刘文立一般不用我，而以“本人”自称。
在北京学外语圈里混出的名声，常常让刘文立觉得自己还算成功。参加活动时，他很喜欢和名人合影，并把照片发在自己的博客上。但失败感也很容易涌上他的心头，因为同样是名人，他每天还得倒三趟公交车上下班。“哪有名人过这种生活的？”他反问。
他和被清华学生称为“馒头神”的张立勇是很好的朋友。他很羡慕这位朋友如今能在外国的大公司做事，收入不错。刘文立没有孩子，妻子加班的时候，他常常靠学英语来打发时光。“英语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他说。
目前的刘文立正期待着6年后的生活。因为6年后，他就可以办退休，然后就可以像张立勇一样。
而出租车司机孟寒光从没敢想过退休生活。他还在吃力地学着英语，尽管经常被10来岁的儿子嘲笑：“您那不行，老外根本听不懂。”但他还是不愿放弃。因为他那几句并不流利的英语，这几年带给了他太多的东西。他成了为奥运官员服务的司机，时常还会拉一些固定的外国客人，这也让他在日常的服务中变得更加细心。他除了学英语，每天都会买一份报纸，将报上的天气预报折整齐，夹在车前，以提醒乘客注意天气。
孟寒光的努力也没白费。在2006年被评为集团的四星员工后，去年他又被评为五星员工。
“几千人的集团里，就这么6个人五星啊。”孟寒光说话时脸上一副美滋滋的表情。当得知莲·派克的纪录片即将公映，自己与杜大卫、李阳这些英语名人出现在同一部片子里时，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欣喜，说：“那一定得去看看，里面可是有我自己啊！”
2008年春节，外教杜大卫又去剧院看了场京剧《美猴王》。不像其他观众只盯着舞台上的演员，他不时看着舞台下面的中英文对照电子显示屏。这次与上次不同，他自始至终没有发现什么英语错误。不过在新东安市场前的场地上，他还是发现了一句很有名的奥运口号，开头就漏掉了一个字母。
从那之后，以前只是断断续续过来给老杨他们上课的老杜，这半年来坚持每周都过来。在他看来，奥运已经来了，但中国人的英语还要走更远的路。
“英语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而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带着疑问来的莲·派克，找到了她需要的一部分答案。不过，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她也发现自己已经被悄悄地改变。
“整部影片是激励人心的。不仅关于学英语，还有关于梦想和坚持。你可以把它推及任何想达到的目标。”她原本想发现是什么让中国人如此狂热地学习英语，结果却发现自己完全被这种热情所感染。“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的坚韧、勤奋、自信和对梦想的渴望，让我意识到这是创造任何成功的必备品质。”
回到新加坡后，只会说汉语却不会认汉字的莲·派克，为自己这部在中国大陆拍摄的纪录片取名：《我为“英语”狂》（Mad about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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