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志愿者，你们不必给钱
如果说刘文立所经历的巨大变化，是外部环境变化在他身上的投射。那么，杨景琇和杜大卫此后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则多少是一种跟随环境变化的主动选择。
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暑假，68岁的老杨正坐在新东方少儿英语培训班教室后排的座位上。教室前排，当老师念banana和apple等水果名称时，由一群来补习英语的学前班孩子指与名称对应的图片。他5岁的孙子也坐在前排，不过有点儿心不在焉，这让老杨很是着急，忍不住自己也跟着念了起来。
“我这辈子就只能赶上这一次奥运会了，如果不能参与奥运，会终生遗憾的。”如今已经75岁的老杨，一脸真诚地告诉前来自己家里拍摄的莲·派克。当然，他这个年纪参加奥运项目已绝没可能。他最大的心愿是当一名奥运志愿者。
早在2000年年底，老杨就找到三里屯街道办事处，表示自己想学英语。那时，社区里还没有人组织英语培训，领导让他等着。于是，老杨只好以照顾孙子的名义去新东方“陪读”。结果1年陪读下来，孙子因为不爱学也不爱练，口语水平已经跟他这个陪读生不在一个层面上了。
也正是在7年前的那个秋天，来华已三年的杜大卫，决定告别兰州大学英语老师的教职，开始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书生涯。
来到北京后的老杜发现，北京街头的路标和商店门牌上的英语标注慢慢多了起来。
“中国人在为奥运做准备。”他注意到了这个城市在为未来做改变。不过，当再仔细看时，他忍不住摇头感叹，“北京博物馆和京剧院牌子上的英语特别的不好。”他发现北京不少公共场合里的英语标注“错误太明显”。
尽管他的汉语至今说不利索，但这并不妨碍他把发现的错误拍下来，然后把照片洗出来寄给市有关部门。
不久，老杜就被聘为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委员会的专家顾问。从此，北京街头有了一个专门给双语标识“挑刺儿”的白胡子老外。
“我要帮你们改过来。我是志愿者，你们不必给钱。”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告诉对方。
老杜还干的一件“不必给钱”的活儿，就是给老杨他们这些老年人当老师。
学英语多好啊，挣老外的钱，还可以传播咱中国的文化
在老杜做志愿者给北京“挑刺儿”的这7年里，老杨也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奥运会城市志愿者。
“这7年我没闲着，花了很大精力学英语，每天不少于三个小时的语言环境。”老杨说。平时他就三件事：必要的家务、锻炼身体和学英语。其中英语占去的时间最多。
2001年北京申奥时，有一段纪录短片，曾给前来北京考察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留下深刻印象。内容是团结湖社区一个叫科里的美国青年，义务教社区的老年人学英语的故事。
求学无门的老杨，后来无意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家并不在团结湖社区的他，找到社区主任，表示想学英语。社区主任看到班里只有10来个人，就答应了老杨的请求。
班里的学生后来越来越少，只有“借读”的老杨，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2002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成立了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隔三差五便可以在街头上看到大大小小的讲外语活动。据组委会统计，这一年北京市的外语人口有312万。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和杜大卫一样，也被聘为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顾问。调到景山公园执勤的刘文立，从这一年开始，被树立为榜样，并开始适应媒体对他不断变化的称谓。“民警里的英语发烧友刘文立”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双语警察刘文立”，他在各种讲外语活动上，被隆重推介。
而此时的老杨，由于意识到语言环境“很重要”，经常在三里屯的大街上，找机会跟老外用英语交流，或者在三里屯一家肯德基里面学英语。渐渐地，他开始觉得不大合适，因为“不吃不喝，时间长了，人家会嫌弃”。于是，他把阵地从肯德基转移到朝阳区图书馆的老年人阅览室。
事情很快又有了转机。2004年3月15日，老杨在图书馆的留言册上建议，把老年人阅览室用来组织老年人们学英语。正想办出特色的朝阳图书馆，在3月27日便成立了银色年华英语沙龙。经媒体报道，前来交流者越来越多，海淀、丰台、通州、门头沟、甚至河北涿县爱好英语的老年人，也有人过来。
当公开场合刘文立名字前面的称谓，变成“会说13种语言的警察”时，时间已经到了2005年。
这一年，勤学苦练英语口语的老杨，拿到了北京市英语口语等级考试的中级证书；出租车司机孟寒光第一次被评上了首汽集团的三星级员工；李阳则辗转在全国各地，传授他的疯狂英语。
而到了这一年的11月11日，距离2008年8月8日正好1000天时，北京奥组委公布了奥运会吉祥物5个福娃，福娃的名字组成“北京欢迎你”。北京市民讲外语组委会，当天提出“迎奥运1000天，说英语1000句”的口号。大多数接受培训的市民，学会的第一句英语便是“Welcome to beijing！”（北京欢迎你！）
尽管和大多数市民一样，英语口语表达还很吃力，但孟寒光还是尝到了会两句英语的甜头。有一次，他和一帮出租车司机在华润饭店排队趴活儿，见一老外在饭店门口张望，司机们争着用中文跟他打招呼，不懂中文的老外根本不理会。直到他一口气喊了组“Hello，good morning，how are you”等乱七八糟的英语后，老外径直走了过来，手里的纸条写着“我要去上地”。就这样，孟寒光整整拉了这老外两个月。
这位在莲·派克的纪录片里，一度不知道“Australia”和“Spain”是哪个国家，但会说“Want a taxi？”的司机，如今在车上没客人时，会抽空看看自己写的英语卡片，或听听的士英语。
“学英语多好啊，挣老外的钱，还可以传播咱中国的文化。”孟寒光说道。他难掩脸上的欣喜。
而向外国人传播中国文化，也是老杨多年的夙愿。2005年3月底，通过严格的英语面试，老杨被故宫博物院录用为志愿讲解员，分在钟表馆。为了成为这个志愿讲解员，老杨需要对着100多件钟表，用英语讲解40多分钟。需要在三个月内，熟悉钟表馆的各种相关材料。为此，他不辞辛劳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以及朝阳图书馆去查询资料，甚至还专门去古观象台，查询关于日晷、铜壶滴漏等古老钟表的材料。
到2007年年底，老杨一共在故宫讲解了113次。在去故宫的路上，他时常唱着英文歌曲，不过《两只老虎》这样的中文歌曲，歌词改成了英文。
虽然已经半年多没去讲解了，但这位故宫的第061号志愿讲解员，现在仍能用英语把“铜壶滴漏”的历史和工作原理讲得头头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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