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在他创办的西部影视城。本报记者杨长虹摄
富翁张贤亮:2005年8月,张贤亮在他创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与陈忠实合影。
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张贤亮
张贤亮是谁？联系采访前，我询问了身边的朋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朋友几乎都对这个名字不感到陌生，即便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当听到《牧马人》、《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都表现得异常兴奋，看得出这是属于一代人的作品。当然，80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对他的作品和名气都感到陌生。张贤亮说，他儿子是个“80后”，在看他的作品之前，也只知道他爹是个作家，很多人找他，也很有名，写过什么一概不知，也一篇都没看过。
于是我很踌躇，在这个远离了张贤亮风行一时的年代，重访张贤亮除了让历史能保持温度之外，还有什么更大的作用？虽然张贤亮的经历几乎与这个时代的进程高度合拍，他的每一步的跌宕起伏都能够与时代底色的变化完美地缝合在一起。甚至有人说，张贤亮的30年就是改革开放的30年。
直到有一天，一个同样是80年代的人启发我说，一个从贵族变成劳改犯，历经几次大劫难都不死后成了一名大作家，接着走上红地毯成了政治明星，最后又变成商海大亨的经历几乎是一部传奇，几乎聚集了所有能吸引眼球的时尚元素时，我一拍大腿：嘿，这不就是张贤亮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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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1954年，张贤亮18岁。在北京读高中的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上学时备受欺辱。毕业前夕，老师找到张贤亮，说学校经常掉东西，又查不出是谁，你的帽子多，多背一个也无妨。张贤亮为了保住读书的机会，答应了，不久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学校开除。为了给“新北京”建设腾出地方，1955年7月，张贤亮携“老母弱妹”“移民”“甘肃省宁夏专区贺兰县”。1957年7月，文学青年张贤亮发表长诗《大风歌》，斯时正值“反右运动”高潮，引起全国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发专文严厉批驳。张贤亮升格为全国瞩目的“右派分子”，开始了自己长达22年的农场劳改生涯。1978年，时年42岁的张贤亮身在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等待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变革。）
一本资本论改变我一生
进劳改队时，文学作品都被没收了，只有《资本论》没没收，通过《资本论》我发现，不是我错了，而是当时的中央决策错误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时候才21岁。虽然我绝对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但全国都说我错了，报刊杂志对我的批判铺天盖地，周围的同事大会小会都对我批评，那样的环境使你不得不认为自己错了。我的的确确是抱着我错了、愿意通过劳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心态进的劳改队。后来我才发现，不是我错了，而是中央高层的决策错误，这是在1958年“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中。
这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觉悟过程，你知道怎么来的吗？主要是一本书。因为劳改时不许看任何其他作品，马克思的书是让看的，马恩列斯毛嘛。虽然劳动很紧张，可是作为知识分子养成了一个阅读的习惯，这就和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一样。在非常有限的时间空间，比如下雨，出不了工，我就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读《资本论》实际是别无选择。我被通知进劳改队时随身带了些书，那个时候进劳改队都要带自己铺盖的，不像现在还发制服、棉被，所以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和书籍都带去了。进去时就检查，别的书，包括唐诗宋词、古文观止，还有大量的小说，文学作品都被没收了，恰恰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没收。马克思嘛，可以读（哈哈）。这本书原来我没看过，是临走时随便塞的。因为它很厚，比别的书都厚，它又是精装的，可以当枕头，我这样带上的。很偶然的。
《资本论》虽然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但是它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了一个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教给了我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我发现，60年代时的生产力是绝对不可能建设好上层的生产关系的。马克思告诉我，社会主义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阶段，它的生产力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它的政治文明是应该比资本主义更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幸福。恰恰1958年-1961年时，三个都和马克思说的截然不同，完全相反。
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政治措施和路线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使我觉悟，错的不是我，而是中央的高层决策者。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1958年-1961年的劳改生涯，成了我的觉悟的过程，也成就了《我的菩提树》，因为菩提树就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悟的道。
写小说就是为解救自己
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发现，说要想办法给我“摘帽”。就因为这部小说，救了我
1978年改革开放，实际上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打倒，我就知道中国绝对将开始变化。邓小平开始主持主要工作：第一步是解放老干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第二步是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第三步就是对“文革”以前，历史政治运动当中的冤假错案要给予甄别，这不叫平反了，其中就有给右派甄别。再进一步，我觉得给我震动最大———1978年12月，突然广播喇叭里传来，在中国农村中摘掉“地富分子”帽子，因为你不管是解放老干部，不管是给“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不管是给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冤屈的人甄别，都没有涉及“地富分子”这个群体。
它很广泛，牵扯3亿人。那时你爸爸是地主，你就是地主；你爸爸是富农，你就是富农，你儿子还是富农。中国是农业大国，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和社会隔绝。那时我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是右派分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给右派分子甄别的文件有一条，如果右派分子又犯了新的罪行，就不在甄别的范围，所以我不在甄别之列。而那时候，王蒙、从维熙、李国文都平反了，跟我在1957年同时打成右派的，几乎全平反了，就我没平反。
我知道平反是迟早的事情，但也着急，怎么样才能引起高层对我的注意，早点解脱？我自认为对经济学有一定的知识，就写经济学方面的文章，那时最著名的毛泽东语录叫做“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关于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之类的。我就写这样的文章，阐述按劳分配和八级工资制，投给《红旗》杂志。那时候很傻，真不知道《红旗》杂志是组稿的，不是自由投稿，所以都被退回来了。
1977年底，有一个回民朋友，两次劳改都跟我在一起，他已经出去了，后来当了宁夏伊斯兰教协会的秘书长。当时他下乡来看我，说，贤亮，你傻得很啊，中国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哪来的政治经济学？他说你过去写诗，你不如写诗发到报上。他说，现在这个报纸有它的好处的，就是你投稿了编辑觉得可用，也不去调查身份。啊呀！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个话点醒了我，我就写诗。有人问我你怎么走上文学路的啊，我不想包装自己，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先出来。我为什么要写，就是要引起领导注意，要解救自己。
22年没写诗了，我就发觉自己写不出来。诗需要有激情，“文革”让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够，于是就开始写小说。第一次写的是《四封信》，投给《宁夏文艺》———《宁夏文艺》后来属于我领导啊（笑）———居然被采用了，而且放在头版头条。我一想，原来这个就叫小说啊，那我还得写，写了就投，投了就被刊登。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说，1979年初，我从农场一线调出，调到南梁农场子弟学校教书了，教高三语文。我一边教书一边还写小说，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当时宁夏主持宣传工作的副书记陈斌发现，他说这个写得好，就打听张贤亮是什么人。结果一查，我是没摘帽子的右派。陈斌就说，要想办法给他摘。就因为这部小说，救了我。
就这样，银川市原来调查我的、把我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现在所在的单位南梁农场，和我过去所在的单位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宁夏党校前身），这5个单位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来翻我的案。翻来翻去发现，我后来一系列的反革命都是因为右派分子这顶帽子而起———就说把你打成右派了，你不服，还想翻案，于是就把你升级成反革命。
1979年调入南梁农场子弟学校9个月以后，我获得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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