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调查：一个少女的意外死亡
一
李秀华属鼠，今年36岁。赶上本命年，在村里人眼里，尤其是道坎。在他的家乡——贵州瓮安县，迷信的当地人把这叫“伏吟神煞”，克自己，还克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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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不吉利的年份，李秀华的生活出现了如下变动：
首先，家里种植的烤烟收成不好。往年光是雇的工人都能挤满院子，现在就他们两口子。
其次，买拖拉机跑运输，却始终等不到活。
第三，老婆也嚷着不想跟他过了，说他有了外人。两口子还动了手，这是结婚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第四，眼巴巴的盼着儿子高考，却没想到，考试前孩子折断了右手。
第五件事似乎正要发生，他更不敢想，他觉得再没有比前四件事更倒霉的了。
2008年6月6日，他背着干粮进城了，为的是伺候在城里高考的儿子。
从他家到县城，得走一个小时的山路，再坐半个小时的汽车。
儿子和女儿为了上学，在县城里租房子住。虽然离家不算远，但自从住到县城后，孩子们就很少回来了。他们嫌家里什么都没有。
前两天，儿子打来电话说，打篮球时右手骨折了。李秀华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儿子乖，学习也好，满指望着今年考出去，在村里放鞭炮，让不吉利的年份翻个身。
他虽然只有36岁，却已经把希望全都放在了下一代身上。两个孩子，在县城吃、住、学，一学期就得六七千。以前他总觉得自己在村里算小康，每年种烟草、跑运输，起码也有两三万。但自从去年以来，他就觉得生活日益吃紧。最明显的例子是，以前多数喂猪的苞谷，现在多数被人吃了。
县城李秀华不常去，除了个把月去看孩子，他对那里缺乏兴趣。
二
李秀华是个沉默寡言、想象力不多的人。县城在他眼里就是一口锅，四面环山，肥水都往锅底流。
这里只有一条路通向别处，而且离大城市都不近。因为这个原因，在县城活着，贵得就跟在北京一样。李秀华没去过首都，以上结论是乡里上访的人回来告诉他的。
在外人眼里，和所有容易被忽视的小县城一样，瓮安具备那些被忽视的因素，它狭窄、偏僻、交通不发达，历史上不骄傲，现实中麻烦多。
县城只有一条主要的街道。它宽阔且笔直，建设于城市化进程迅速的上世纪90年代，百货商店、洗头房，全部的繁华和娱乐都聚集于此，仿佛这个城市的所有都是为生活在这条街道的人们而存在。
县城里有一家电影院、一家邮局。电影院里平时不放什么电影，大片到不了这里。作为适合大众的娱乐生活，这里只有随处可见的街头麻将。
县城小到出租车都跑不开速度。开车从南到北5分钟，从东到西用不了2分钟。一条安静的小河，淌过城市的东边，相对于步行五分钟的繁华街心，它显得有些偏僻。
和匮乏的文化设施相对应的是，在县城的狭窄中心，错落着30家当铺。显然，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人，很多时候都急着用钱。
这城市看上去什么都有，只少点希望和文化；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激情的年轻人和爱凑热闹的人。凑热闹已经是这里的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激情属于没有去处的年轻人。
三
李秀华背着干粮来到孩子们的住处。另外，他还揣着500块钱的存折。这是孩子们接下来一个月的吃和用。
儿子写字的那只手骨折了，接下来能否参加高考也成了问题。他没有选择放弃，打算搏一把，用左手。哪怕考个三本，只为出去。
父亲为儿子惋惜，村里人都知道儿子肯定会给他争气。他问儿子要不再等明年，儿子不答应。
6月7日，儿子用左手参加高考，回来说，题目简单，但左手写字慢，试卷没答完，自此郁郁寡欢。
李秀华在县城住了两天，第三天，就回乡下了。
临走，他把存折留给儿子，另外给女儿悄悄塞了50块。
女儿和儿子不一样，比她哥小两岁，对于走出去或许有另外的打算。在她的QQ聊天记录里，她不止一次跟别人说，她不想读书了。
当然，这些李秀华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姑娘正上初二，学习差强人意，但却活泼、大方，人缘好。
回到家里，李秀华总惦记着儿子，他甚至想着要不是自己犯本命年，儿子肯定能考得更好，或许年轻人此后就是另一条路。
6月22日凌晨，儿子在睡梦中打来电话，李秀华原本以为是个金榜高中的好消息，没想到，却是本命年的第五个坏消息——女儿李树芬出事了。
四
李树芬出事了，地点就在那条寂静的河边。儿子在电话里就说了这些，谁都不敢往最坏处想。那条河叫西门河，寂静地淌向乌江，它差不多可以算乌江最可有可无的一条支流。
儿子李树勇正往河边赶。22日零点刚过，他接到妹妹的同学的电话。
他没想到妹妹这么晚了还去那条偏僻的河边，那里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少女该去的地方。他甚至连鞋都没换，就跑了出去。在路上他遇到两个巡警，甚至把他当作小偷，拦住盘问。
出事地点在西门河大堰桥，这个地方偏僻到令在县城住了好多年的哥哥竟然没听说过。那只是一座简单的小桥，小到只能并排走过两个人。
等到哥哥李树勇来到这里的时候，天空没有一丝月光，水面平静得像块缎子。一个女孩指着水面说，他妹妹刚才从这里跳下去了。
尸体被捞上来，已经是凌晨三点多。
五
李秀华一家都不相信女儿李树芬是自己跳下去的。
女儿是晚饭后和哥哥告别的。那时候，这个女孩还活泼得跟平常一样。那个叫走她的学生叫王娇，是女儿的同学加好朋友。晚上11点多的时候，王娇给她哥打来电话说，李树芬今晚不回去了，就住她家。
这并不是少女第一次未归，李树芬的哥哥也没有反对。他跟妹妹通话的时候，平常得像此前任何一个夜晚。
李树芬的尸体是好心人们打捞上来的，少女圆睁着的双目，让任何一个看到的人内心都充满了不安。
在农村人的意识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没有人相信李树芬是自己跳下去的，而且现场不止王娇一个人，还有两个陌生的少年。
这两个少年不是学生，身上散发着社会青年的散漫气息。这两个人一个名叫陈光权，21岁，目前在瓮安县纸厂打工；另一个叫刘言超，18岁，同样在瓮安县纸厂打工。这些另类的人在老实的李秀华看来，无疑就是决定女儿生死的坏人，强奸的念头开始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
而警察的不作为，成了这种不安情绪的催化剂。哥哥李树勇最先报了案，这位少年称，闻讯赶来的警察拿着手电筒在河面上扫了两圈就放弃了努力。“他们借口，夜太黑，明天再说”。尸体被救起的时候，已经天色泛白，父亲李秀华来到派出所，希望警察去下现场。得到的答复还是“白天再说”。
到了天亮，不安的情绪开始萌发，县城里爱凑热闹的人们都来到了河边。少女之死，对于这些并不忙碌的围观者充满着戏剧性的诱惑和各种的猜测。事件中，有看上去纯情的少女，有看上去不良的青年，简单的溺水背后，与其说是对于真相的追究，不如说是一场关于民心的投票。
任何一个带着感情来到这里的人都把同情献给了少女，死得太蹊跷了，许多人得到一个的推论——少女的溺水和那两个陌生的青年有关。李树芬的尸体放在岸上，人们希望得到一个说法。
根据贵州省政府后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通报，陈光权是李树芬的男朋友，刘言超则是陈光权的朋友。4人晚饭后步行到西门河边大堰桥处，李树芬在和刘言超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约10分钟后，李树芬跳入河中。
而在6月22日官方结论没有得出时，宁静的西门河成了这个县城的中心。四里八乡的人正在朝这里赶来，有些人充满好奇，有些人带着目的。
六
一个胖子现身河边，引起了那里第一波躁动。
这个人叫袁树国，瓮安永河镇人，是个民间颇富声望的和事佬。这些年，当地纠纷不断，矿权冲突、移民安置，样样都让当地政府头疼不已。矛盾化解不了的时候，村民们礼失求诸野，于是就出现了袁树国这样的人。他们在当地有威望，懂法律，擅言辞，有手腕。
这正是李秀华需要的，他文化程度不高，对于法律一窍不通，更没有和公安、政府打过交道。
在当地，后者无疑是一门学问。
今年3月，永河镇一家煤矿发生矿难，死了一个村民。当地族亲纠集了两百多人，劫持了矿主要讨个说法，政府出面调停也是束手无策。
这时候，袁树国出马了。按照当地习惯，开矿死个村民，最高的补偿不过15万。袁树国一度协调，最终赔偿的结果竟然是25万，而且双方都满意。
袁树国的名头自此叫响，因为村民们觉得，政府协调不了的事，这个人可以办好。
熟悉袁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起先靠修烟囱为生，默默无闻，如今尝到了消解民间矛盾的甜头，摇身一变，成了官民冲突的解铃人。
李秀华期望通过这个人，最起码可以多得到些钱。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寻求女儿死亡真相的努力。
在家属的要求下，22日晚进行了第一次尸检，得到的结论是“溺水”。
所有仰着脖子拭目以待的局内人和看热闹的局外人，都对这个结果不免失望。自此，李秀华一家开始矛盾地尝试两条解决问题的路子。
一方面，李秀华带着疑问不断向自治州政府和省政府上访；另一面，李秀华的妻子则在县城里不断和政府讨价还价。
李秀华无法确定事件最终的走向，于是他选择都不放弃。对于他，这也许是最实用的办法，而却将整个事件，愈发推向了不可预知的未来。
6月23日，袁树国代表李秀华一家出面去和公安交涉。他提出的要求是，公布嫌疑人的口供，把结论让周边群众的检验一下，进行第二次尸检。
这次交涉，按照袁树国的想法，一切都将逐步走向和解。而让他意外的是，在提到经济补偿的时候，还不待他开口，一个家属里的年轻人就抢着说，“我们要50万，让他们三家出。”
七
50万的消息传到西门河，人群密集的河边于是炸开了锅。每个看热闹的人都以为这笔钱即将兑现，传言插着翅膀诱惑着那些对钞票充满幻想的人。
参与搭救李树芬尸体的好心人，开始试探地向家属要5000元。
人们似乎愿意相信，50万，正离李秀华一家越来越近。
袁树国被这种不可理喻的乐观精神抛弃了，李秀华一家很快就不再来找他了。而他心里最清楚，在当地，此类民事赔偿从来都没有过三万的。事情发展至今，他一个和事佬已经无能为力。
于是那两天，另一批热心人开始活跃起来。比如谢新发，他是个开磷矿的老板，据称是李树芬的干爹，但和李秀华一家的关系并不算近，平时鲜有走动。
这一次，在李淑芬死亡当天，他就出钱找来冰棺，收敛了尸体。很少有人知道谢新发的其他背景，2007年他因为带着村民集体冲击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全县出名。这次事件成为当年轰动贵州最为著名的群体事件之一。
自此，河边已经不仅仅是个看热闹的案发点，而是一个失意者的阵营，县城里真正的市民广场。这些年瓮安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小河边，在那两天，得以万花筒式的呈现。
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市民，再就是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在河边找到了共鸣。
最为明显的一个标志是，那两天，河边自发出现了募捐箱，往里面投入的票子从百元到毛票。
李秀华就是拿着这些陌生的钱，走向上访之路。按照乡下的说法，这叫本命年里犯斗牛，走的是险招。
八
到了6月25日，这一天，新人物登场。他叫刘金学，是县里农机站的站长，一个老党员。
他是县里派来做家属们思想工作的，他和李树芬的母亲沾点亲，平时走动也多。李树芬和她哥在县城租住的就是他的房子。
刘金学是个远近闻名的老好人，总是笑眯眯的对人，没人不给他面子。
在这个县城生活一段时间，要想找到一两个陌生人显然很难。周围乡村的族亲纽带，交接到县城里，就是一张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反映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幅既实际又理想的农村图谱。
八竿子打不着，却又熟络得要死，这种现象时常发生。要说朋友，满大街都是血缘；要说仇人，随处都可找到不睦的理由。
而刘金学和李树芬他家正是这种不亲不疏的关系。
李树芬的母亲事实上也巴不得有人来代表政府跟他们谈。打从上回一位族亲冒冒失失地提出了50万的条件，越来越多的人们以为他们家要发了。这两天河边捐款，有人甚至说，他家已经收了30万。麻烦接踵而至，当地的黑社会也瞅上了他们。
而在当日下午，李秀华的弟弟、教师李秀忠在街上被一帮年轻人给打了。河边的人更愿意把这件事和早上发生的一段插曲联系在一起。25日上午，李秀忠被公安局叫去，鉴于他是李秀华的弟弟，又是知书达礼的教师，公安局希望他“重大局，出面负责做家属的工作”。短暂的接触中，这个读书人和几名干警发生了冲突。公安局无奈派人把这个老师送到教育局去做说服教育。
被打事件就发生在李秀忠从教育局回来的路上，暴徒向教师动手，这件事轰动了县城。
教师李秀忠的被打，把整个事件引向了一个暴力且无法控制的边缘。待在河边的那些人，把愤怒的矛头转向了这些年的社会治安软弱。
九
6月25日晚，进行了第二次尸检。
尸检一直持续到凌晨，随后，家属们和县政府的代表也再次坐到了一起。家属们要求得知李树芬死亡真相的同时，把经济方面的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