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对抗癌症
在抗击癌症的战争中，中国几乎是全面溃败。曙光在哪里？
位于北京东南三环潘家园附近的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病房，常年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癌症患者。
对于很多患者，尤其是那些经济状况不佳的患者，这里寄托着甚至是倾家荡产才换来的生的希望。
其实，即使对整个国家来说，对抗癌症也注定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漫长战争。
根据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和中国癌症基金会2006年编写的《癌症的科学与实践》，中国每年癌症病人的医疗费用高达近千亿元，占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20％以上，远高于其他慢性病的医疗费用。
但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教授看来，这个费用实际上被低估了。因为这个数字是按照每位病人花费2万元来估算的，而很多情况下，“2万元是不够的”。
主要原因在于，在中国，绝大多数癌症患者就诊时已经属于晚期。而晚期癌症往往意味着更为高昂的治疗费用、更加苦不堪言的治疗过程，以及难以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
例如，中国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平均不到10％，这意味着90％以上的肺癌患者确诊之后活不过五年。
长期以来，中国将本就有限的卫生资源过度集中于晚期癌症的治疗，而忽视癌症的预防，其结果是在抗击癌症的战争中节节败退。
失陷的防控体系
各地肿瘤医院大多收入可观，但癌症防治的人才却流失了
中国的抗癌战争曾经取得过不错的开局。
1957年，卫生部决定建立国际医院，为外交使团人员及其家属服务。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之女李冰，被调去参与国际医院的筹备工作。李冰后来在《中国肿瘤史料》杂志上撰文回忆说，金显宅、林巧稚等专家找到她，认为癌症的严重性已逐渐突出，而外交使团的人有大病都会回各自国家治疗，不如将国际医院改为肿瘤医院。
于是，1958年，中国第一家肿瘤医院正式开张，李冰担任副院长兼总支书记。1969年，随着第一届全国肿瘤会议在天津召开，由李冰担任主任的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宣告正式成立。
1973年，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启动了覆盖全国8亿多人口的第一次死因回顾调查。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经身患癌症。研究人员打着总理的旗帜，成功地争取到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并发动了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卫生人员和“赤脚医生”参与调查。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1979年，中国第一本恶性肿瘤地图集编辑出版。该书后来还被翻译成英文版，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某种程度上讲，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癌症防控的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乔友林教授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在河南林县（现林州）、山西襄垣、江苏启东等癌症高发地区，先后建立了60多个癌症防治基地。这个时期，癌症控制的重点也并不在晚期癌症治疗，而是各种预防措施。
然而，这星星之火却未能燎原。相反，计划经济年代建立起来的癌症防控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一样，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很快摇摇欲坠。
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死因调查之后，很多地区没有再进行癌症登记等工作。即使在少数保留了癌症登记的地区，其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也存在问题。
今年3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肿瘤高发现场及肿瘤登记工作学术研讨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坦言，中国各地癌症防治基地的工作受到了强烈冲击，目前维持较好的现场只占三分之一，处于半瘫痪的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根本无法维持。
令她感到忧虑的不仅是癌症登记的缺失。很多癌症防治基地所采取的宣传教育、危险因素研究、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等综合措施，也早已被单纯的诊疗所取代，失去了原来的属性和特色。那些维持较好的现场，经费来源也不得不主要依靠临床诊疗收费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中国肿瘤防控的发源地，肿瘤研究和预防的地位也一落千丈。肿瘤医院另外有一块牌子，叫“肿瘤研究所”。在鼎盛时期，研究所的编制一度达到300多人。但随着医院逐渐走向市场化，而政府又缺乏相应投入，肿瘤研究所不断萎缩，目前只剩下数十人的队伍，而且在经费方面也捉襟见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癌症患者大量出现，各地肿瘤医院目前大多收入可观，但癌症防治却连人才队伍都流失了。
“如果连队伍都没有了，仅仅靠一些‘散兵游勇’，怎么去应对外敌（癌症）的入侵？”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乔友林痛心疾首地对《财经》记者说。
失衡的发展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中，与公众健康发生激烈冲突的不仅是烟草业，更有造成环境污染等诸多产业力量
早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曾经制定过“全国肿瘤防治规划纲要”（1986年至2000年）。但据《财经》记者了解，这个规划基本上属于一纸空文，在不少地方甚至没有正式下发。
在很多专家看来，当时中国各地都正忙于追求GDP增长速度，基本上无暇分神制定癌症防控等公共卫生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和健康常常让位于经济发展。
中国的控烟力量与反控烟力量的对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教授，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教授等少数专家，多年来一直为控烟奔走呼吁，依然无力阻止中国烟草行业的蒸蒸日上。
2007年，中国烟草行业产销卷烟4200万箱，同比增长5％；实现工商税利3880亿元，同比增长25％。至此，中国烟草行业实现了连续五年工商税利平均年增长20％的奇迹。
支修益教授曾经对《财经》记者自嘲说：“靠我们这一小拨人，很难与烟草行业抗衡。”
在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则将推行控烟等措施作为控制癌症的重要策略。今年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肿瘤学进展学术峰会上，韩国国立癌症中心主任、教授柳槿永(Yoo Keun-Young)介绍说，韩国不仅推行了烟草加税措施，并利用烟草加税所得成立了健康促进基金，用于癌症等疾病的防控。
或许是借力于奥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2008年，中国控烟运动终于取得了有限进步。自今年5月1日起，北京市实行在医疗机构室内区域、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禁烟。
不过，中国烟草业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并没有被削弱。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官商一体化”，仍然固若金汤。杨功焕等专家一直呼吁，国家烟草专卖局应更名为国家烟草监督管理局，并将中国烟草总公司剥离，以切实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据悉，今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已经将专家们的建议汇总上报，并得到了最高层领导的批示。但人们仍未见到官商分离成为现实。
至于烟草加税这一国际上通行的控烟措施，尽管不少专家和非政府组织都极力推进，但现阶段仍无法实现。不仅如此，国家烟草专卖局还在2007年推出针对低价烟的补贴措施，美其名曰“让农民兄弟抽得起烟”。
在杨功焕看来，正因为相对于城市人群，农民对烟草危害的健康认识不足，烟草业才会不惜提供补贴、拓展市场。这一举措，完全与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原则背道而驰。
在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与公众健康发生激烈冲突的不仅是烟草业，更有造成环境污染等诸多产业力量。一场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力量往往是此消彼长；当癌症防控的力量不断削弱时，引发癌症的各种危险因素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肆虐。
扭转败局的机会
美国癌症死亡率持续下降，首先归功于控烟等预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症的早期发现，然后才是治疗技术的进步等因素。此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尽管中国在抗癌战争中处于被动，扭转局面的机会仍然存在。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癌症死亡率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拐点，此后逐年下降。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董志伟教授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癌症死亡率持续下降，首先归功于控烟等预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症的早期发现，然后才是治疗技术的进步等因素。而美国在走上这条正确道路之前，也曾将控癌希望主要寄托于治疗，为此浪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以及数以千亿计的美元。
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三分之一以上甚至约一半以上的癌症都是可以预防的。而癌症预防的成本，远远低于癌症治疗。
除了控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增加体力活动，减少职业危害和环境污染等措施，同样至关重要。而对于肝癌、胃癌、子宫颈癌等与感染因素有关的癌症，减少感染也是非常有效的预防途径。
实际上，通过给儿童接种疫苗、阻断乙肝病毒感染的效果已经开始体现。根据卫生部的调查，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从1992年的约1.3亿人，下降到2006年的9300万人。
杨功焕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今后一二十年内，随着乙肝疫苗接种的进一步推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人数还会减少，肝癌死亡率上升的速度估计会逐渐减缓，甚至开始下降。
此外，世界上第一种直接针对癌症的疫苗——子宫颈癌疫苗，已经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在中国内地，这种疫苗上市尚需时日，且价格高达数百美元，但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与研究部娜塔丽布鲁特（Natalie Broutet）博士告诉《财经》记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可以为今后的子宫颈癌控制提供技术选择。
早诊早治，也是控制癌症的一个重要措施。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癌症，则可以使治疗更加有效，并且减少癌症的死亡。
国内外的临床研究表明，癌症患者五年生存率的改善主要归功于早诊早治。现有的技术方法应用得当，可以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癌症发现于早期阶段，并得到根治。
实际上，在河南林州、山西襄垣等地区，多年来通过改用安全的饮用水、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改善营养和早诊早治等措施，子宫颈癌和食管癌等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显著下降。在今年4月29日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记者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也重申“这说明癌症是可防可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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