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英国《金融时报》5日刊登该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撰写的一篇文章。这篇题为《没有金融危机 就没有资本主义》的文章，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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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通过市场进行的个人选择，相信人们必须接受自己选择的后果……与此同时，他非常清楚，有很多人需要保护，以免遭受市场经济无可否认的非故意负面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失业，疾病导致的财务窘境，以及某些市场价格升至无法承受的水平时，无法获得生活必需品。
这是斯坦利·库鲁克斯在一本姗姗来迟、评价中肯的传记中对彼得·霍尼戈夫信仰的总结。霍尼戈夫是一位不幸被遗忘的活跃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保守党政治人物。
上述简单信条在霍尼戈夫出任温斯顿·丘吉尔战后首任内阁的贸易委员会主席期间颇有裨益。但需要补充的是，在1957年出任财政大臣期间，霍尼戈夫遭遇了英镑贬值；意见严重分歧的英国财政部无力解决危机。由此产生的混乱以及缺乏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支持，最终导致了霍尼戈夫辞职。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对所谓的"调控经济"有了更多共识，专注于央行独立、通胀目标、长期预算方针和浮动汇率等理念。
这种共识或许没有它所标榜的那样好。不过，市场经济支持者如今面临的窘境出自不同方向，即信贷和银行体系的不稳定。
比较明智的经济自由派人士多次强调，作为市场和价格满意运行必需的背景条件，货币政策和金融状况的稳定至关重要。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金融层面的任何偏差，都必将令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卷土重来。那些不久以前还承认"资本主义是城里唯一游戏"的批评人士如今都在欢呼雀跃，希望这是自己所期盼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垂死挣扎。
近期事件也让很多主流经济学家颇为尴尬。他们过于轻易地就假定，央行至少能将短期利率维持在自己乐见的水平，并在他们应走的路线上进行秘密操作。
智慧之起源，就在于认识到金融盛衰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特色。的确，它们和人类轻信与贪婪的本性一样根深蒂固。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癫狂、恐慌与崩溃》对此作了出色的记载。该书的最后一个版本在1989年出版。金德尔伯格在一份表格中列出了30多起次类事件，从1720年的南海泡沫开始，到1987年纽约证交所的崩盘结束。虽然一些分析师试图找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周期性，但我看到的只是无规律的周而复始，一些危机彼此之间的间隔约为10年--传统商业周期理论家最喜欢的周期，而另一些危机在上一次危机过后短短几年就接踵而至。这种频率让人不由得想借用丘吉尔的话：“资本主义是个差劲的体制，但其它的更糟。”
金德尔伯格并未声称建立了关于此类危机的严格理论，但他确实发现了一种模式。大体而言，某个事件--或某些事件--会改变经济前景。人们抓住获取利润的新机会，"以一种近乎无理性的方式"过度利用，"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癫狂"。过度一旦成为现实，"金融系统就会遭遇危难，在此过程中，匆忙扭转扩张进程的行动可能会变得过急，以至类似于恐慌"。在恐慌中，逆转行动的发生"伴随着价格的暴跌，涉及大宗商品、住房、建筑、土地、股票及债券--简言之，任何容易受到癫狂的事物"。
对大宗商品的提及，就当前恐慌的不同之处向我们发出了警告，也许这是不祥之兆。作者没有万能药，也没有宣称这些危机无害。但他的确相信，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并强烈支持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操作，如有可能，最好在国际层面上进行。他没有过多探讨监管改革：也许他怀疑那多半属于亡羊补牢之举。
最近这些事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极其缓慢。尽管信贷危机早在去年8月就已为人所察觉，但迄今尚未出现主要经济领域活动的下滑--下滑与增长放缓是有区别的。这并不意味着危机即将结束，而是意味着这是一场"慢热型"的危机。而不祥的一面是我曾经提到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趋势，它很可能是西方工业国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组成部分，可能也是政治和经济实力转移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我们必须适应市场变动，而不是进行考虑欠佳的干预，企图逆转市场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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