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东飞
日前，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参照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改革出租屋征收税费的相关政策，把税费多少与租住人员多少捆绑起来，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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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跟帖评论说，在禁摩、禁电、禁猪之后，东莞开始禁人了。东莞户籍人口不足200万，总人口却高达1200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1000万外来人口成就了东莞今日的发达与繁荣。“外来工”的称呼在东莞被认为是一种歧视，外来人口叫做“新莞人”。但现在，这些曾经出力流汗的新莞人，却成了“禁人”的对象。至少在情感上，这让人难以接受。
其实，人口的极度膨胀并不是东莞一地的苦恼，整个广东都面临着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巨大人口压力。到2007年，广东省常住人口达9449万，仅次于河南位列全国第二，而实际管理人口的数量更跃居全国第一。这样的人口基数，使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等社会资源已经无力承载。在东莞，大量的生活垃圾甚至让生态环境陷入崩溃边缘。自认为再也难以忍受的广东，提出了产业和人口“双转移”的想法。
为破除人口压力困局，东莞提出要将人口由现有的1200万拦腰“控制”到600万。按照这样的想法，没有疑问，1000万新莞人中的大部分将被“转移”。而此次该市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的提高房租，不过是转移新莞人的措施之一。过去出租屋的税费是一定的，现在要参照个人所得税“收入越多，征税越多”的做法，让房屋出租者承担更多的税收。出租者自然会将这些成本转嫁给租房者，外来人口最终租不起房子，只好选择“回乡创业”了。
正如当地政协委员指出的那样，大部分新莞人都是住在工厂里，所以提高房租恐怕无法达到转移人口的效果。我们想说的是，即便能够达到政策设计者的初衷，这样靠损害弱者利益逼迫他们离开的做法，也显然违背了公共权力的道义。
尊重市场的规律，坚守政府的道义，这应该是解决东莞困局的一个基本取向。人口迁徙的决定因素是经济，新莞人聚集的核心磁场是工厂。产业转移和工厂迁徙，必然带动人口的自然转移。政府应当把着力点放在引导产业转移上，为了追随安身立命的工厂，新莞人断无纠缠这座城市的道理。在引导产业转移方面，政府手中既有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作为武器，亦有收回优惠政策的回旋余地，甚至提高最低工资、严格劳动执法，都有可能迫使低效企业远走或转移。以产业的转移带动人口转移，让市场的力量去召唤外来人口的流动。这比让他们陷入困境被迫离开，要有用得多，也道德得多。
网上有人写了一首《赠新莞人的诗》：“人人都说东莞好，个个都往东莞跑。都说这里工资高，害我没钱买牙膏。都说这里伙食好，青菜里面加青草。”或许，做一个新莞人是很多人的希望和梦想。尽管有失望，有抱怨，但1000万人选择了东莞。如今他们中的大部分将只能离开，既然曾经称他们为新莞人，难道就忍心去逼迫或伤害他们？让产业转移替代提高房租之类的伤害政策，让这些新莞人能够追随和保有他们的饭碗，到内地去，到欠发达地区去。或许他们真的愿意回乡创业，但也决不需要以交不起房租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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