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源中学的劫难与重生：278人地震中遇难(图)

http://news.QQ.com　 2008年05月22日14:13 　 大洋网—广州日报　 　 评论0条

此刻，距离5月12日14时28分已近240个小时。

那纷乱的废墟、那巨大的哭声、那呆滞的目光、那冰冷的尸体，那急驰的十万大军，那奔忙的白衣天使，那举国倾城的救援，这一场震动了半个中国的灾难，成为了死者和生者的一切。

240个小时之后，我们静静地记录，记录一所中学、一个村庄、一个县城、一群孤儿的劫难与重生。

劫难正在过去，重生刚刚开始，信念则将持续。

昨日下午2时28分，都江堰市聚源中学主教学楼废墟旁响起了一阵鞭炮声，43岁的朱晓兰蹲在地上低着头为两个女儿烧纸，她两个女儿(包括一个干女儿)就被压在这片废墟里。

在“全国哀悼日”的3天里，朱晓兰每天来到这里。“我宁愿孩子成为孤儿，我都已经40多岁了，但孩子有大好的未来。”朱晓兰泣不成声。

在汶川8.0级大地震中，不少学校的教学大楼坍塌，给灾区人民留下了难以弥补的伤痕，聚源中学就是其中一所，共有278名师生遇难。

生死一瞬间

时间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聚源中学主教学楼垮塌，并成为一堆废墟。

初三(4)班的王科逃过了一劫。地震来袭时，王科正在上物理课，突然他感觉教学大楼摇晃了起来，“一开始只是轻微的摇晃，就像是有大卡车在外面经过一样。后来晃动得越来越厉害。”王科班里的同学拼命地往外跑，而楼梯里已经挤满了学生，王科跟他们挤在了一起。

就在这时，共18间教室的三层教学楼完全塌了下来，灰尘立即掩盖了整个校园。万幸的是楼梯通道没垮，王科逃过一劫。“当时挤在楼梯的学生都在喊，声音非常大，就连旁边的大楼垮下来的声音，我都没有听见。”

由于跑得及时，王科班上98%的学生都逃了出来。但有的班却没有这么幸运，“地震来时，有一位班主任让大家不要跑，躲在课桌下面，但没想到大楼坍塌，连这位老师也被压在里面。但是有些选择跳楼的孩子，反而活了下来。”

“孩子，我们分别10天了”

地震后，母亲失去了孩子，孩子失去了亲人，整个聚源镇都在舔伤口。

遇难的学生中有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姐妹，大的叫赵雅琦，小的叫赵雅佳。两位孩子的母亲是赵德琴。地震发生后，赵德琴不到5分钟就赶到了学校。

“叔叔，救命！”“阿姨，救命！”许多被坍塌下来的水泥梁压住的孩子拼命地喊着。而家长也在四处呼喊自己孩子的名字。“别的家长喊一个孩子的名字，我要喊两个。”

老师和闻讯赶来的家长迅速组织抢救，他们用双手不断地刨着废墟，当时救出了7位学生。但赵德琴一直看不到两个女儿。

救援一直持续到晚上，那以后便是连夜的大雨。

8时许，赵雅琦被挖出来，但颈部彻底骨折，人已经遇难。“我就在帐篷里抱着她，她的头总是往下掉，我扶也扶不住，我就这样抱了她一整夜。”赵德琴说，当时她一直以为上天不会对她那么残酷，应该会给她留下一个孩子。

次日9时40分，赵德琴的亲属匆匆进入帐篷，说：“佳佳找到了。”

“死的，活的？”

赵德琴没听到回应，她知道了一切，她走出帐篷，来到废墟前，抱起了另外一个孩子。当时，赵德琴的丈夫还在上海打工，她默默地用矿泉水把两个孩子身上厚厚的泥土一点一点地洗干净。

昨天，在自己倒塌的房屋前，赵德琴给两个孩子设了一个小灵堂，她抱着两个孩子的遗像，温柔地说着：“孩子，我们分别10天了。”她见人就说：“琦琦在母亲节那天把我带到一个餐馆里，用她的零花钱给我准备了一顿饭，还突然地从身后拿出一枝花，她好几天前就说过要给我一个惊喜的。我还没告诉她‘琦琦，妈妈那次真的很惊喜。’”

“我宁愿孩子成为孤儿”

另一位母亲——朱晓兰，地震发生时正好在汶川前往都江堰的路上，第二天她才赶到了聚源中学。朱晓兰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孩子，她在学校废墟前守了两天一夜，直到女儿刘锦希被抬了出来。

“娃娃被掏出来时我才知道，一块预制板从侧面压到她身上，娃娃面目全非，连肺都被挤出来了，很惨。”朱晓兰边烧纸钱边哭着说。

这次地震带走了朱晓兰两个女儿的生命，一个是她的亲生女儿，另外一个是她的干女儿。“我真是舍不得这两个孩子，她们的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她们憧憬着未来，她们总觉得她们的未来是最美好的。”

“我宁愿孩子成为孤儿，我都已经40多岁了，但孩子有大好未来。女儿是我所有的希望，我所有的一切都在孩子身上，她走了带走了一切。我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不知什么时候能熬过去。”朱晓兰说。

“死亡名册”上的278

像赵德琴、朱晓兰那样的母亲还有很多很多。

刘兴林是聚源中学初二的体育老师，地震后，他的职责是核实每个孩子的身份和运送尸体。“我是老师，经常在点名簿上打钩或画线，也经常清点学生的人数。而这次，我拿笔的手都是颤抖的，因为我很清楚，每画一笔就意味着一个人死亡。”说这句话时，这个1.8米高的汉子深深地把头埋在两腿膝盖中间。

最后，刘兴林的“死亡名册”上，数字停止在278，这就意味着聚源中学在地震中遇难了278人。“这还不包括11个下落不明的孩子”。

到5月21日，每个孩子的身份都得到了确认。但这几天刘兴林一直难以入眠，他经常回忆着一个情景：5月12日晚，连夜的暴雨，在救援现场，当一具尸体从废墟里抬出来的时候，几十位家属立即围过来，撕心裂肺地喊着各自孩子的名字。刘兴林就这样一边清点着死者的数量，一边确认他们的身份。

“最后剩下十几个孩子没有家长认领，当时电话又不通，联系不上家长，我只能挨个地进行家访，寻找他们父母。”至今，刘兴林还把遇难的学生称为“孩子”，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尸体”两字。“我怕这两个字刺激了家长们。”

遇难的人当中，还有6位老师，他们是周培胜老师、蒲彬老师、刘林秀老师、何智霞老师、周慧老师、杨枝老师。其中周培胜是聚源中学的教导主任。据幸存的学生事后说，地震时，周培胜在给初三(7)班的学生上课，当大楼剧烈摇晃时，他对学生大喊“别慌张”，还叫孩子们躲到桌子下。但坍塌的大楼把他和60多个孩子都被压在了废墟里。巨大的横梁和预制板让初三(7)班失去了50多条生命。

并没有家长怪周培胜，因为他努力了，死的时候都跟学生们不离不弃。

5000元抚慰金捐学校

据了解，倒塌的大楼总共三层18个教室，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是聚源中学的主教学楼，初二、初三共18个班的学生都在这里上课。初一的教室则安排在隔壁的原聚源小学的旧教学大楼里。

聚源中学四周都是居民楼，一条马路把整个学校一分为二。地震后，四周的居民楼都依然完好，只是墙体有些劈裂，唯独这栋教学楼成了废墟，剩下中间的楼梯间孤零零地耸立着。

5月12日下午，初一、初二有15个班在主教学大楼上课，剩下3个班，两个班在操场上体育课，一个班在旁边的实验室上计算机课。刘兴林告诉记者，除了几个请假回家了的学生外，15个班共有约1070人在主教学大楼的教室里。

地震后惨烈的场面，初三数学老师陈靖宇说自己一生都无法抹去，当天下午他在教师楼里备课，“地震发生后，废墟四周白茫茫一片，跑出来的学生满面灰尘，我根本无法辨认。一个女生伸着手哀嚎‘老师，救命’，但我无能为力，因为她的腿被半米厚的大梁压住了。我几乎每天都责怪自己太无能。”

大楼倒塌后，位于一、二层的初二学生逃生的比较多，其中初二(4)班、(8)班分别只有两人遇难，但三层的学生伤亡惨重。“初三(7)班只剩10来个学生了。”

劫难后，聚源镇人都在讲述着几个真实的感人瞬间：

在大楼倒塌的一瞬间，一位年轻老师两侧各夹住一位学生，纵身从窗户跃下；在事后清理废墟时，解放军战士发现其中5具尸体在一块，其中一位年长一点的紧紧抱住4个学生，年长一点的是一位老师……

陈靖宇还告诉记者，5月18日，遇难老师蒲彬的老父亲把国家给的5000元慰问金全部捐给了学校，用于学校重建；另一位遇难老师刘林秀的家人说别无所求，只希望能把她的骨灰送回老家。

“我想只要聚源中学的办学精神和理念在，我们完全能重建这所学校。”陈靖宇说。

“消失”的班级

5月19日，在地震后的第七天，聚源中学正式复课。“初一先复课，我们通知了50个学生，但有123个学生来上课，我真的很欣慰。”谷校长说。

在聚源小学西侧的地面上，唐山市一家公司出资在那里搭建了临时的聚源中学。尽管操场还不平整，但一根木制的旗杆首先竖了起来，两侧搭建了16间简易教室。

“16间教室够用了，有些班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了，因为剩下的学生已经不多了。”陈靖宇哀伤地说。

复课第一天的课程主要是心理辅导和安全教育。“学校一直很重视灾害的自救，我们每学期都有火灾的自救课。可以说如果遇到的是火灾，学生都能从容面对，但谁能想到发生地震呢？”

据刘兴林介绍，聚源中学是都江堰市最好的农村中学，2007年的中考，聚源中学340人中，500分以上的达到了247人，整体排名居都江堰全市第三名，居都江堰全市农村中学第一名。

灾难改变心灵

据了解，目前已有企业答应捐款4000万元重建聚源中学新校舍。上至校长，下至学生，都希望另择地方再建学校。

“那个地方是每位老师、每位学生的伤心地，这几天，大家都绕开它走，那一片废墟永远刺痛着我的心。”在陈靖宇看来，重建聚源中学的难点在心理上，他估计需要等到完全送走目前这批学生，也就是说要等三年。据说重建学校后还要建一家地震遇难师生的纪念馆。

“这次灾难可能会从心灵深处改变很多人。就像我自己，原来遇到特别调皮的学生，心里就发毛。地震后我明白了，每个生命都是很神圣的，都是平等的，无论是差生还是优等生，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想只要师生团结起来，我们很快就能重建学校。”陈靖宇说。

现在，聚源中学每位学生来到临时学校，都会去一间教室的墙面上看看。那里粘贴了123张七色小纸片。这是第一天复课的学生留下的。

其中一张小纸片上写道：“家园毁了可以再建，学校毁了可以再修，大家不要悲伤，不要哭泣，要充满信心，去认真面对今后的每一天。高国详”。

文/本报记者柯学东、何涛

图/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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