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驻日大使：中日共同利益在增加
《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赵春丽/北京报道
——专访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日大使徐敦信
没有比共同开发更好的办法了
徐敦信的外交生涯基本上都在与日本打交道。自1964年7月进入外交部，他历任翻译队翻译，亚洲司副处长，驻日本使馆一秘，亚洲司处长、副司长，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亚洲司司长。
1991年至1993年徐敦信任外交部副部长，1993年起担任驻日大使。1998年回国后，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2003年后，他又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会长、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等职。
不管在什么岗位，徐敦信念念不忘中日关系。近日，就胡锦涛访日以及由此引出的中日关系更广泛的话题，《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了已经74岁的徐敦信。
中日关系站在新的起点
《望东方周刊》：胡主席此次访问，双方签署了第四份政治文件。你如何评价这一成果？
徐敦信：我的想法，这个文件应该跟之前的三份文件相提并论，能够对今后中日关系起一个指导作用。它不仅反映了这次访问的成果，也包括对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正反两个方面的总结，是对原来三个文件的继承和发展。
《望东方周刊》：能不能说中日关系至此已经完全走出了困境？
徐敦信：现在“破冰”、“融冰”、“迎春”、“暖春”都有了，应当说中日关系站在了新的起点。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保持长期稳定，不受少受外界干扰。我看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两个条件：一，增加互信；二，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长期稳定的基础。
中日共同利益在增加
《望东方周刊》：那么在你看来，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在增多还是减少？
徐敦信：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第一它是客观存在的，第二不断在扩大，因为中日之间今天不仅是双方谁也离不开谁的重要贸易伙伴，随着我们的发展，我国国力的提升，我们提出了新的目标，比方说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好字当头。
如何可持续发展？节能环保问题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需要自身的努力和国际的交往。国际交流方面，日本是最重要的合作对象之一。目前日本治理环境，在国际上名列前茅。我们跟日本合作，把日本的东西化为我们的东西，就意味着在现有能耗油耗的条件下，我们的GDP可以增长五六倍。
我们需要日本，日本也需要我们，为什么？他们花了钱，花了力气，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他们的技术、经验、设备，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要变成现实的利益必须跟外界交往。中国有这么大一个市场，他们肯定希望抓住这个市场。
我们同属于亚洲地区，同属于进口油气的国家。合作不是愿意不愿意，是必然的。农业食品合作，IT、金融方面，都需要合作。美国出现了次贷危机，中日包括其他亚洲国家就得共同应对。
中日之间还不止是双边，而是已经发展到对地区对世界的和平发展稳定起重要影响的地位。中日之间合作也是为亚洲、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尽应尽的义务，也可以说作为大国的天职吧。
中日之间的合作前景还是很好的，现在是需要我们好好规划，要我们去制定必要的机制以便有序、快速地推动发展。
《望东方周刊》：但是，中日之间的矛盾似乎也在增加，老的没解决，新的又出现，比如今年的毒饺子事件。
徐敦信：坦率地讲，作为邻居，不说历史恩怨，从现实来讲由于政治体制不一样，由于价值观不一样，再加上我们两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出现问题并不奇怪，没有矛盾才奇怪呢！必然会有。
当然我们希望这些问题，特别是涉及两国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要扩大化，而是有效地管理。处理问题的依据就是我们讲的几个文件。文件中原则都有，按原则办事。另外有一条，周总理在中日建交时说的，要“求同存异”，求大同
，存小异，如果能够有这样的原则，再有这样的精神的话，中日出现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能解决，也可以说并不难解决。
福田的外交战略讲求平衡
《望东方周刊》：你跟福田首相相熟，你觉得福田的外交理念与小泉以及安倍有没有质的不同？目前福田很重视对华关系，但是今后若是日本首相易人，两国关系会不会出现反复？
徐敦信：我觉得福田首相了解中国，在外交上不止有别于小泉，也有别于安倍的举措，我们欢迎。
小泉时代，我们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日美关系搞好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说明他轻视亚洲。但是实践证明，他把亚洲关系搞砸了，不仅中国和韩国，他在历史上的态度包括美国、欧洲都有意见。到小泉后期，日本国内包括执政党内部都对他有意见。
安倍是一位年轻的政治家，他上台以后面临很多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亚洲外交。所以他在诸多困难当中挑选了一个比较好解决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好解决的，就是亚洲外交，很快就访问中国韩国。来华时双方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其中说双方就解决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的障碍取得了一致，这句话老百姓听着是外交辞令，说白了，尽管口头上他没说去还是不去参拜，但实际上就是说不去了。
福田首相也重视美国，但是有一条，他不一边倒，他是平衡的。他重视日美关系，也重视跟亚洲的关系。他说日美关系与日本跟亚洲的关系是“共鸣”，意思就是相互起作用，搞好日美关系对亚洲外交有作用，搞好与亚洲关系对日美关系也有作用。我认为这是比较平衡的一种战略。
《望东方周刊》：福田的外交理念能不能代表日本政界的主流？
徐敦信：现在他是首相，不代表主流代表什么呢？当然以后会怎么样，谁也不敢打保票。但是有一条，不管谁上台，日本置中日关系、置亚洲关系于不顾，是不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也不会得到老百姓和主流舆论的赞同。
中日是邻国，不能搬家的
《望东方周刊》：中日自建交以来经历了多次的大起大落，在你看来，左右中日关系发展的逻辑是什么？
徐敦信：我是这样看，中日之间建交36年，总的来说是向前发展的，这条要肯定。特别在经济合作方面，应该说是飞跃式的发展。
第二，中日之间不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是老问题，有些是新的，有的是老问题在新形势之下的重新发酵。新问题比方说我们现在讲的东海问题，日本的入常问题，前段时间发生的饺子问题。老问题主要指的是台湾问题、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
新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有一段时间更是频繁发生。我们不能轻视这些问题，但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把握。我觉得要把矛盾与整个发展的大局，与双方的需要和利益相比。尽管一段时间它很严重，甚至影响了我们发展，但最终还是要合作，为什么呢？最基本的道理，中日是邻国，不能搬家的。
当今世界，中日的地位，我们各自的需要，造成双方之间必须交往，必须互有需求，这是中日关系虽有问题但仍能够转圜的最基本原因。
《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历史问题、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这几个焦点问题，你觉得应该如何破解？
徐敦信：原则问题，我们不会让步。但是非原则问题，总得相互体谅，换位思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海问题。尽管问题还没解决，但是我很高兴，因为双方在东海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看法，两次文件当中都体现出来，安倍来访问的时候就说要共同开发，这是个大方向，要加紧谈判，要使东海变成和平友好合作之海。温家宝总理去日本访问，进一步肯定了这个办法。
尽管现在还没最终解决，但是最重要的是坚持了大方向，找到了共同开发的办法。可以说没有比共同开发更好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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