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场的“六月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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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满都宝力格牧场的旧领导班子基本陷于瘫痪。知青到陶森队不到一个月，大队开始酝酿成立新的生产班子。
那时，满都宝力格牧场就分为两派。一派因保牧场党委书记哈木图，被称为保守派，绝大多数成员是当地的贫下中牧；另一派叫“6·18”，专造哈书记的反，坚决支持“挖肃”运动，骨干多为“盲流”，再加上新迁来的布林大队——因为大雪灾布林队失去了草场，旗里让他们迁徙到满都宝力格牧场，离乡背井，心里有怨气。
所谓“盲流”，在当地指一些从东北农区辗转逃荒来草原的汉人和东北蒙古人，他们聚集于场部，干些零碎活儿，春天捡蘑菇，夏天打獭子。牧民指责“盲流”吃不了放牧的苦，爱干偷鸡摸狗的勾当，而“盲流”则抱怨自己没有放牧的“特权”，怨本地牧民排外。多年的积怨在“文革”中爆发，外来人组成“6.18”与贫下中牧唱对台戏，坚决造哈书记的反。
经过一段时间，刘小佈和姜戎从知青中脱颖而出，成了公认的知青领袖。这回大队成立新班子，希望有一名知青代表加入，刘小佈经知青推选出来，成为生产队副队长。不久，场部办学习班，开始讨论“革命委员会大联合筹委会”的问题。
临别北京，刘小佈的姥爷送给他一条毛主席语录，那是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之前，毛主席给王震、王恩茂同志的电报指示：“你们到那里去，要本着替历史上无数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 于是，刘小佈义不容辞地做起了贫下中牧的代言——既然贫下中牧说哈书记是好书记，知青就理所应当拼死保护他，应当反对“挖肃”。
经过一番斗争，酝酿多时的“筹委会”终于成立，成员包括哈木图等3名场部领导另加两名“6·18干将”。可惜，两个多月后，筹委会又垮台了。不久，场部传来消息，“6·18”又把哈书记揪了出来。接下来的批斗变本加厉，挨打、挂牌子……3个大队的贫下中牧只好向刘小佈这些知青求助，最后大家决定：把哈书记抢到陶森队。
知青把哈书记抢到陶森队保护起来，也就意味着他们彻底与“6·18”派闹翻了。当时，场部已被“6·18”控制，知青的日子不再太平。头一回，几个知青去场部，遭“造反团”打手李树人(化名)一顿毒打。接着，姜戎和闵琦高烧不退，去场部看病，李树人又找上门打人，不但人挨了打，衣服还被撕成碎片。有一次，知青派人赶牛车去场部买粮，李树人扣押了牛车，还恐吓知青不得再去场部。
1968年6月1日，“抢牛车事件”的第二天，知青群情激愤，集合起来到场部找李树人算账，哈木图书记拦也拦不住。之前，大家商量好，只讲理，不动手，即便动手也是打胳膊和腿，让他失去打人的能力。不过，事情没有按照设计好的方向发展，知青们进屋就把李树人打趴下了。
陶森队知青一走，“6·18”骨干们抬起李树人，塞到卡车上。造反团的中坚，木医生(化名)给李树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把他平放在卡车上，颠簸300里，直奔旗医院，到医院后人死了。
几天后，旗革委会和军管会派武装部政委等人下来，了解“六一事件”真相。6月9号，武装部政委又带一帮人到牧场，准备拘留主犯，但知青和3个大队的牧民集体抵制，旗里的第一次抓人行动未果。不过，“六一事件”并没有不了了之，最终酿成了牢狱之灾。
谁出卖了哈书记？
1968年夏末，牧场接到了红头文件，当时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腾海清的讲话，大意是：解放后，内蒙古没有划过阶级，应该补上这一课。内地的土改搞得轰轰烈烈，分田地、抄浮财，斗地主，开诉苦会，镇压土豪劣绅……“文革”中有对“地富反坏右”进行过二次抄家，阶级斗争很彻底。相比之下，内蒙古的划阶级只是走了个过场，采取了赎买政策。
陶森队有20多户人家，牧主和富牧当初并不多，仅三四家。1945年，当时的苏联红军从蒙古打进来，内蒙古宣布解放，道尔基王爷带着一大批牧主和牧民逃到蒙古。据说，这些王爷和牧主的结局也很不幸，都被关在蒙古的集中营里，只有个别的逃回家。
划阶级一开始，大家的觉悟就提高了，开始访贫问苦，开忆苦思甜会。像张华在小说《洋油灯》中说的，一时“满山遍野都是牧主”。对牧民的历史，知青们一概不了解，只能由贫下中牧说了算。
再往后，“抄家”和批斗牧主开始，相当一部分解放后富裕起来的牧民也被定为牧主和富牧。刘小佈在学校时就反对抄家，他认为抄家就是掘祖坟，很缺德。但是，知青怎么能管得了贫下中牧的事呢？他只能做知青的工作。于是，刘小佈找姜戎商量，他俩各人负责两个班组。两天后，刘小佈去“拆匪包”串门，发现姜戎领着一班知青，歪歪斜斜靠着哈那，身边堆满了空酒瓶……原来，他们去抄家了。
知青们终究还是参加了牧民的抄家行动。牧民们看着满地金银财宝，吵着要分掉——这让刘小佈想起了毛主席的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见势阻挡不住，只好横插一杆：把每一笔分掉的财产登记在册——多年后，给牧主、富牧落实政策，正是根据这个本子记录退赔的。
1968年下半年，“挖肃”风也刮到了满都宝力格牧场。
所谓“挖肃”，即揪斗“内人党”的运动。“内人党”指“内蒙古人民党”。解放前，党为了有效动员和组织内蒙古人民的革命力量，派乌兰夫到内蒙古领导革命，以“内蒙古人民党”作为共产党分支机构进行活动。“文革”期间，康生和江青把“内人党”问题作为攻击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炮弹，诬蔑“内人党”是一个庞大的组织，隐藏了大批坏人，声称“乌兰夫在内蒙古地区组织了‘新内人党’反党叛国集团”。一时间，“挖肃”风蔓延至整个草原，甚至刮到了全国，矛头直指内蒙古自治区各级蒙古族干部。
于是，开始有传言说，哈木图书记可能是“内人党”，连过去保他的各级干部及战友也认定他是“内人党”。没多久，其他3个大队的领导也动摇了，他们找刘小佈谈话，说一来不了解哈书记历史，不敢再保他，二来陶森队离蒙古一步之遥，万一发生叛国投修事件，麻烦就大了。
牧民代表的话，让刘小佈含糊：万一发生逃跑事件，陶森队知青的政治生命全得完蛋，他如何交待？于是，他去找姜戎，提议把哈书记送回场部，派知青守着保护他人身安全。同时，刘小佈再去盟里、旗里外调，了解哈书记的历史。刚开始，姜戎想不通，不同意，后经刘小佈晓以利害，他才勉强同意。
想到场部有姜戎照应，刘小佈放心地走了。不过，等他回到场部，形势已经大乱。当晚，两名知青前来告状，大骂姜戎是投机分子。原来，刘小佈走后不久，旗里派了10人工作组，全是“支左”军人，专门来牧场帮助揭盖子。军人主动找在家主持运动的姜戎做工作，大讲“挖肃”的必要性，姜戎立刻180度大转弯，召开在家的知青开会，指出当前“挖肃”是大方向，“谁‘挖肃’谁主动，要求知青配合“6.18”抓哈木图和牧民代表王殿生。
第二天，哈书记眼睁睁被造反派带走，全体知青予以默认。据说，那些天姜戎“整天跟工作组的军人泡在一起，就差称兄道弟了”。
哈书记被带走后，拒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遭到造反派毒打烙烫。哈书记无儿无女，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老伴，她听到消息后，在绝望中上吊自杀。造反派的倒行逆施日益猖獗，激起了公愤，贫下中牧和其他的陶森队知青一道，冲破姜戎的阻挠，“接管”了造反派关押所谓“内人党”的看守所。此后，3个大队的牧民和乌兰队知青轮流在场部守着，与造反派僵持了半年多。“挖肃”运动结束，哈书记重获自由，但她的妻子却永远地离开了。
张红军回忆说，“事后，姜戎把交出哈书记的过失推到了刘小佈身上，直到现在，哈木图仍然认为是刘小佈出卖了他……姜戎在别人已驱赶了牢里的‘挖肃派’之后，才和我一起出现在哈木图面前，让哈以为他是救命恩人。姜戎让刘小佈为他背了一辈子黑锅。”
姜戎在“挖肃”中的投机行为失去了知青的信任，威信扫地。“失败令他沮丧，他把怨气全部发泄在我的身上，经常动手打骂，践踏辱没我的自尊，甚至将我踢得口吐鲜血昏倒在地。”张红军说。
在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挖肃”运动总算走到了头——据官方统计，整个内蒙古在揪斗“内人党”运动中，共有34万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蒙古族占了75%，其中16622人被迫害致死，8.7万多人因刑讯逼供终生致残。不过，满都宝力格牧场在“挖肃”运动中无一人直接死亡，陶森队的知青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多年以后，旗里的牧民还把刘小佈当作反“挖肃”的英雄颂扬。
反林彪的英雄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接管了满都宝力格牧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又在全国展开，草原也不例外。
1970年9月30日，国庆节的前一天，刘小佈和姜戎等3人被兵团保卫处派来的军人拘押。同日，队里的18个知青被一辆卡车连同铺盖拉到团部。第二天，兵团保卫处宣布学习班正式开始，同时知青们被告知，他们中间存在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头头是刘小佈和姜戎，让他们背靠背互相揭发，尤其要揭发主谋的罪行。
上文详述的“六一事件”，也就是“李树人之死”，为这次兵团抓人埋下了伏笔。然而，另外一根导火索则是姜戎的所谓“反林彪副统帅的反革命罪行”。
据知青回忆，当年姜戎常常在小圈子里讲林彪的“天才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唯物主义的顶峰”)在理论上欠妥；说林彪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是要把毛主席架空，暴露了他越位篡权的野心；又说林彪只有将才，没有帅才，不懂理论，不适合当领袖和接班人……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些其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观点是姜戎从他哥哥吕嘉平那儿听来的。
知青的学习班办了快一个月才结束。
“姜戎很快承认自己犯了‘反林罪’，揭发他的哥哥是主犯，并将不知情的我也牵连入内，使我和张乃勇一起被关，张于一月后放回，而我被监督劳动，受尽屈辱。”张红军说。
1984年，其兄吕嘉平因姜戎抛弃第二任妻子德方(化名)一事去京，才透露因受“反林罪”牵连，1971年8月，他与爱人突然遭到搜捕，后遭关押，吕嘉平被判死刑，其妻被判死缓。“他(姜戎)在内蒙写了我们的揭发材料，无中生有地诬陷我和爱人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其联络方法是把秘密材料放在空暖瓶中由我爱人来往于湘京之间传递……”吕嘉平说。
幸亏林彪及时倒台了。吕嘉平家庭幸免于难。
“9·13”事件后，“文革”进入了新阶段，知青陆续返城。刘小佈等也满以为即将重获自由。事与愿违，他和闵琦并未免除牢狱之灾：刘小佈被判刑7年，理由是“他自己一直强调要负主要责任”，算主犯；闵琦，则被判刑5年。幸好，有张华等在北京活动，通过《人民日报》内参渠道将报告送达李先念副总理，李先念责成北京军区派出工作组到内蒙调查落实，才将刑期改判为3年——问题落实时，刘小佈已经在牢房里呆了3年零4个月。
姜戎虽比刘小佈晚出来几个月，但自由的含义对于他俩不太一样。刘小佈是劳改释放，既没有平反，也没有恢复荣誉。姜戎头上却什么帽子都没戴，反而添了“反林彪英雄”的光环。
姜戎于1974年春夏之际返京后，常常对张华等知青大谈其在“三招”经受的磨难。姑娘们听得惊心动魄。后来，作家老鬼还把从姜戎那听来的“苏秦背剑”等种种酷刑写入其代表作《血色黄昏》。然而，无人能证实狱中究竟发生过什么。刘小佈不大谈及狱中生活，他说，被关的几个都是高干子弟，兵团的人对他们还算客气，倒是无边的寂寞难捱。
1975年，张红军顶着与家庭决裂的压力，回内蒙与姜戎结婚。不久，姜戎随张红军回到南方家中。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五事件”随后发生。待姜戎回到北京，镇压已结束。次年，姜戎以他在狱中遭毒打失去性功能等种种理由说服张红军同意与其离婚。1978年，姜戎参加“民主墙”活动，并加入《北京之春》。其后，姜戎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生院，并与指挥家李德伦之外甥女、《北京之春》“同仁”德方(同是满都宝力格牧场知青)结婚。1984年，姜戎与德方离婚后再婚，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虐待的德方不堪重负，精神失常数年，生活贫病交加。姜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工运学院(现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任教。
从中学到“上山下乡”，从“反林彪英雄”到“民主墙”到“天安门广场”，直至退休后写出《狼图腾》——姜戎认为《狼图腾》是他“拿命换来的一个故事”，而在熟悉他的故人看来，此书“是对姜戎本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个总结”。
刘小佈，“文革”后远离政治，投身于电力工业，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更多的人，因“上山下乡”耽误了学业，也误了前途。
满都宝力格牧场知青们的命运，各不相同，却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本文经采访多名内蒙古知青后写成，同时参考了《洋油灯》、《落荒》、《血色黄昏》等知青作品，并引用了内蒙古知青在有关《狼图腾》研讨会上的相关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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