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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如火，草原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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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批内蒙古知青的故事
本刊记者 阳 敏
1967年11月16日，20多辆汽车载着400多名中学生由天安门广场缓缓西行，开往内蒙古大草原——这是第一批自愿报名去内蒙，响应毛主席号召与工农结合的好青年。次年，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运动才展开。
这支队伍自然受到高度重视，一路上敲锣打鼓，从盟里到旗里，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9天后，其中200多名知青到达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不过，那114名到达满都宝力格牧场的知青，却险些与日后承载了他们激情岁月的牧业队失之交臂。
为什么呢？
当时，场部的当权派“6·18”很希望知青们留在场部“搞革命”，先是给他们大讲睡热炕、住房子的好处，没过几天，又提出来年给他们单独办个分牧场，美其名曰“特殊待遇”。那些响应毛主席号召一心要“和贫下中牧结合”的知青，怎么甘心享受与牧民隔离的特殊待遇呢？去、留双方经过一场大辩论后，“6·18”一派大败，仓猝决定：全体下牧业队。
于是，知青们下到了紧邻外蒙边境的满都宝力格牧场，分散在4个牧业大队里——《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等21名知青住进了陶森(音译)大队的蒙古包里。
讲述陶森大队知青的故事，并以此描绘内蒙知青精神图谱，正是此文的主旨。
蒙古包里出马列
陶森大队的北京
知青，虽说都是按毛主席指出的青年运动的大方向自愿去到内蒙，不过他们各人家庭出身迥异，各自“下乡”的初衷终究也不尽相同。
刘小佈，“老高三”，到内蒙草原那年还不到20岁，他的姥爷刘澜波是新中国电力部的第一任部长。刘小佈曾是学校革委会主任，解放军军管后还当上了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作战部部长，不过他骨子里没有“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意识，厌倦了“打派战”的生活，在女友的“怂恿”下，辞去革委会主任的职务，两人当起了“逍遥派”，天天泡在北京图书馆里。
张华，刘小佈的高中女友。她的父亲出身旧官吏，解放前夕参加了民主运动，父亲的堂哥是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解放前夕逃到台湾，虽然解放后父亲被送到“革大”学习，参加过土改运动，之后调到北京，在民革中央工作，但在“文革”中，国民党和民社党的经历成了他抹不去的污点。
素来怕闻火药味的张华，自然厌恶阶级斗争。1967年10月，张华听说北京有10个学生到内蒙古插队，决定报名——从高二起，有人就天天痛表决心，高喊上山下乡，但命运开了个大玩笑，张华这个“资产阶级小姐”倒是走到了最前面。
“文革”刚开始，刘小佈的姥姥和姥爷就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尤其姥爷，处境更糟，天天坐“喷气式”。再往后，毛主席的话也没保住刘澜波，革命派天天到家里折腾。1967年5月2日，母亲被水电部造反派批斗后突然辞世，从小跟随在姥姥和姥爷身边的刘小佈，对运动的方向发生质疑，决定摆脱学校的运动，与女友一道插队内蒙，下乡锻炼，走向社会。
全队只有两名女生，张华和张红军。张华第一次见到张红军，看她比分头还短的头发被军帽遮得严严实实，穿一身褪色军装
，中间扎一根刺眼的武装带，就知道她是军队的干部子弟，是货真价实的“老兵儿”——的确，张红军的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文革”时被提拔为湖北省军区副司令。
张红军为什么去内蒙插队？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红军美院附中的同学李永存回忆，吕嘉民上内蒙古之前对他说，“我为什么上内蒙？上内蒙就是要把思想改造好，改造好就可以杀回来掌权”，于是吕拉了几个男同学陪着同去，还拉了一个女同学张红军。
“张红军是一个单纯的傻丫头，当时老在校门口低头坐着忏悔自己当老兵所犯的‘错误’。她是一个特别真诚的革命青年，一心想跟着毛主席，她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吕嘉民给她指了一条光明大道：下乡改造思想。她马上打起铺盖就走。”李永存说，吕嘉民一拉张红军，他就知道张红军要当压寨夫人去了。
不出李永存所料，到满都宝力格牧场一个月左右，张红军与吕嘉民住进了同一个蒙古包，后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
吕嘉民，正是时下畅销书《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的本名。
在其他知青的眼中，吕嘉民是“干部子弟的另类”。其父吕炳奎，据吕嘉民讲参加革命前曾是江湖郎中，医术高明，结交过三教九流，抗战初期揭竿而起，拉起一支地方武装，后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建国后，吕炳奎曾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后调任国家卫生部中医司司长。据说，吕嘉民的母亲，曾在上海当过女工，参加革命比其父早，党内地位也比其父高，做地下工作时，曾与江青共事。
吕嘉民的哥哥吕嘉平，和他父亲是一对生死冤家。从吕嘉平寄到牧场的小字报中，知青们得知，吕父在老家曾有元配，参加革命后，隐瞒实情与吕母再婚。吕母知道后，已经是孩子一大堆，也无可奈何，只好关起门来吵。后来，吕母患上了癌症，重病期间，她安排让吕嘉民的姐妹和大弟改姓，由军界的舅舅抚养。母亲死后，父亲与家中小他20岁的小保姆结婚。对吕父所为，吕嘉平坚决抵制，吕嘉民则与哥哥站到了同一条战壕，如此一来，他站到了父亲的对立面，也被排除在干部子弟的群体之外。
据吕嘉平回忆，吕嘉民“上初中时曾受到其父和后母的残酷虐待，当时他年小体弱，因受折磨而得了肺结核，但身为中医司司长的父亲不仅不给治疗，反而在生活上百般苛刻，精神上横加打击，后母则更是谩骂不绝，大打出手，他们将他赶到别处一间小屋子里死活不管，又扬言要将他赶出去，致使他的病情加剧，濒临死亡的边缘……”在哥哥的救助下，吕嘉民逐渐康复，并在哥哥的调教下，学习绘画，初中毕业考上了美院附中，生活总算有了一线曙光。
“但自此(患肺结核病危)之后，我发现他逐渐变了，比如经常在我和其父之间用撒谎和挑动矛盾的手法两边骗钱，然后上馆子大吃大喝；他开始追求女同学，对女色和性关系特别关注；他特别崇拜拿破仑和希特勒，对‘无毒不丈夫’、‘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可天下人负我’赞不绝口……”吕嘉平说，他多次批评，吕嘉民却不以为然。
对于所谓“家丑”乃至生活的贫寒，吕嘉民当时在知青中并不讳言并广为宣传，与其兄在小字报中披露情况相符。
不过，虽说姜戎是“干部子弟的另类”，但如近期《南方周末》(2008年4月3日)刊登某文所言，“和那个年代所有干部子弟一样，姜戎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精英教育”。只是，他似乎比大多的干部子弟在“精英主义”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如姜戎第一任妻子张红军所说，“帝王情结是姜戎政治理想的核心”。
何以见得？
到内蒙后，某日知青聚会晚饭后聊天，姜戎侃侃而谈，话题不离“接班人问题”，还特别提出，接班不应该等待，要“抢班夺权”。把在场的知青听得一头雾水，被姜戎“指点”为“中央委员”的知青吓得够呛，要知道，如在北京说这番话就得戴着“阴谋家”的高帽子游街了。
不久，姜戎要创建“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做“职业革命家”的理想路人皆知，他也公开宣称自己将来是“红太阳”。“姜戎高度评价秦始皇称霸天下，延伸出去，就有成吉思汗、曹操、蒋介石、希特勒和江青。他最赞赏的是希特勒和《我的奋斗》”，张红军说：“他认为自己的性格理想都很像毛泽东。每次他打了我，他要取得原谅的理由就是……对于他这个要创建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的职业革命家的脾气，要学会容忍和理解。”
张红军的回忆，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国汉学家顾彬那句“最激烈的批评”：“《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很自然，姜戎被一些人视为“野心家”，也赢得了一些知青的崇拜。“文革”红小兵“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分歧，依旧蔓延在如歌的草原。不过，虽说毛主席让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将革命进行到底，但运动搞到这个份上，很多人都灰了心，到草原没多久，也就只有刘小佈、姜戎、闵琦和吟一(化名)几个从小受政治熏陶长大的干部子弟还关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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