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与“青年”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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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青年，是一个年龄群体、年龄阶梯。用社会学的话说，作为一个社会类别，它是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新史学的主要成果之一便是说明各种社会群体在近代化过程中如何随着产业化、城市化一步步形成。
中国以前对人有“老少”之分、“大小”之分，也有“孩子”、“壮年”，但几岁到几岁是婴儿、幼儿，几岁到几岁是童年、少年、青年，然后是中年、老年，这些都是近代开始一步一步地规范的。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比较特殊的是产业化相对滞后，因为民族危机，近代的教育体制在近代工业系统形成之前先建立，所以中国最初形成的“年轻人”群体实际上是青年学生。
而青年不单单是一种社会类别，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类别。自形成始，中国社会对这个年龄群体便有特别的期待、要求，这就是社会学中的“角色”。社会角色是社会对某个群体角色的担当者的期待的复合体，这其中包括了义务、使命或者规范，然后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但它也会变化，角色的内涵会随着历史的过程、社会的变化发生演变。
自中国有“年轻人”这个社会类别，“青年”角色就开始被建构起来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一开始便赋予中国的年轻人很多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中国的年轻人必须承担，留学生必须救国。从那时开始，“青年”作为一个特殊的角色类别概念，慢慢在中国被建构起来，而后它的意义逐渐明朗化，被结构化。
从新青年到激进青年
“青年”从梁启超的少年论提出来，而后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年轻人自己参与建构，青年导师(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也同时出现，来规定意义，从而完成了第一个“青年”意义结构化的过程。到五四运动，这个结构基本成型。五四运动时，它在社会上得到了承认，各种社会群体，大家都认识到这个角色类别在中国的重要性。
“五四青年”已经成为中国经典的角色模型。人们认为“五四青年”应该是中国青年的标准模型，它讲民主、讲自由，五四青年扮演的是拯救中华民族的神圣角色、肩负的是民族存亡的神圣使命。但是五四青年也要自己作为年轻人的权利，他们要婚姻权、要经济独立权，要突破父权，摆脱家庭和家庭伦理的束缚。1980年代以后，社会开始重提“五四青年”，要恢复“五四青年”，就是要权利。
“五四青年”到后来演变为“抗日青年”、“进步青年”、“民主青年”，到1949年以后成了“革命青年”。新青年的时候有年轻人离家出走，批判孝行，这在当时受到社会很大的反弹。施存统写了《非孝》以后，就不能在杭州
待了，所以他只好跑到北京去。但是后来民族危机爆发，全社会救国之时，这些“新青年”突然扮演了救国者、拯救者的角色，“五四运动”一发生，社会马上就认可他们。社会因此开始修改“青年”的意义，社会期待也开始发生变化，希望“青年”就是这种激进青年，希望他们担当国家命运。
但另一方面，角色的承担者和扮演者，也会跟社会发生互动，他们也有自己的愿望和动机，并参与了意义的修改。“青年”的意义结构不是单方面地由社会的结构性来规定的，而是角色的担当者与社会的互动的结果，它会发生改变。
在这种互动中，“青年”这个神圣的角色类别在中国存在了将近100多年，从早期的“非孝”，到现在年轻人的非“非孝”(回家论)，年轻人在不断地改变社会对年轻人的角色规定、期待。为什么中国的青年在某个阶段会有强大的、群体性的行动，而在另外一个阶段他们和社会的关系又发生变化？如果青年们想修改“青年”的意义，不愿意承担社会的角色期待，年轻人群体、青年群体与社会就会有摩擦、冲突。而当他们特别顺从的时候，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的报酬就可能特别多。
青年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了激进文化运动担当者的角色，在历史的救亡运动中适应了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的期待，承担了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使命(这是所谓“青年”角色最为核心的部分)，所以，中国青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特别高，这是社会给的报酬。罗素曾讲到，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有过青年崇拜。青年崇拜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普遍的一个现象。对新的生命力的崇拜与产业化有关，工业大机械生产需要新型的劳动力，需要年轻人担当特别的社会角色。但是，在中国，青年地位特别突出，这是因为它后来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国家的控制与整合
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在城楼上呼过一句口号：青年万岁！所谓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是认同“青年”角色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
可是194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49年以后，青年开始面临国家的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反弹。可以从50年代年轻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些言论中看到，他们觉得“新青年”以来的有些重要东西正被抽走，他们非常敏感。他们的反弹和国家权力出现冲突，结果就酿成政治事件，实际上事件的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
1949年以后的变化，一是国家开始整合青年群体，整合恰恰是通过重新定义“青年”角色的意义来实现的。“青年”角色的意义界定开始由国家来操纵。此前，“新青年”、“五四青年”的角色意义主要是由社会和年轻人的互动来构建的。《新青年》杂志曾找到很多国外的青年的介绍，他们表达的是青年自己强烈的要求，他们要批判家庭制度，批判父权。“五四”以后，社会舆论、各种各样的人都来讲青年了，年轻人与青年导师和各种社会力量都参与了青年意义的结构化过程。
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青年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必须是什么样的，都是由国家的政治指导力量来规定。我曾把1949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爆发前《中国青年》的专题讨论主题列成一张表，很明确地反映出是政治导向性为主，什么是“革命青年”，实际是由国家政治指导力量来规定，中间有一次次的批判、澄清。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有质疑、不解，但讨论中都是作为错误的思想来批判的、否定的，严重的甚至遭到了惩罚。
这就是1949年以后的情景。这样的结果，就是后来出现红卫兵。红卫兵扮演的是模范的“革命青年”角色。有人认为红卫兵类似于60年代遍布西方的学生反抗运动，这是误解。红卫兵是典型的角色型文化，虽然看上去是反抗，但他们迎合的正好是主流社会政治支配团体的角色期待，从服装、语言，到对国家的体制、支配的意识形态都有强烈的认同。虽然他们带有年轻人的一种反抗愿望，但仍然是角色型的。
此外，他们虽然跟历史上的激进青年很像，但又跟1949年以前的青年运动不同。“五四青年”的意义结构，主要是权利，有年轻人独自的愿望、欲求。而1949年以后这些都被抽走了，当红卫兵一代回顾自己的上山下乡经历时，他们为自己的痛苦所赋予的意义主要表现为“牺牲型”和“投资型”。
所谓“牺牲型”是指他们对整体目标的认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投资型”是指当时人们对于“上山下乡”运动功用性的理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一个途径。但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多年持续，下乡知青们如何为自己的痛苦确定意义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红卫兵一代所经历的，由价值剥夺所导致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林彪事件之后。林彪事件给所有曾经历了“文革”狂热的中国人带来了精神上的震荡，而《571工程纪要》中有关“红卫兵”、“知识青年”问题的评述几乎成了一代人的惨痛记忆。
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第二次群体性的价值剥夺发生在90年代初。回城、寻找工作、成家立业……80年代是这一代人致力于“补回青春”的10年。弥补、追回逝去的岁月使得他们在80年代反而没有去诉说过去的苦难。“90年代的冲击，不亚于‘文革’。”90年代初，这个进入“不惑”而走向“知天命”的年龄群体中的一些人逐步接近了预设的生活目标。但无论其目标达成的成果怎样，当社会的价值系统发生大的变化时，人们很可能无法从既定目标的达成中获得预想的价值实现。
也就是说，80年代至90年代的价值演变不仅使红卫兵一代人的“文革荣耀”和“下乡苦难”失去了价值，而且，他们回城后“拼抢”来的一切(他们原本希望这一场拼抢能补偿他们的青春苦难)，也并没有原本想象中的意义。事实上，从“老三届”人所叙说的大量文字来看，他们的被剥夺感是在同其他世代的比较中逐步加强的。
与此同时，他们还遇到了整体被妖魔化的问题。作为“红卫兵”一代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对红卫兵“文革”责任(罪行)的清算并没有真正开始，但“老三届”人的红卫兵身份以及人们对红卫兵历史的记忆显然影响到了他们这一代人自身的同一性的确立和价值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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