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现代民族国家，一个核心要素是涵盖全民、深入人心的国家认同、国族意识。美国人与美利坚民族、法国人与法兰西民族，这些概念都是融合、超越了原有各族群形成的更高层次的国族意识，而且直到现在，其内涵仍在不断丰富。但不少西方人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解读“中国”与“中国人”（见本报1654期11版本文两位作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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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术语的混乱，“民族主义”一词在汉语指向两种不同的思潮。一种是投向汉族、藏族、维吾尔族或者任何族群层次的民族主义，我们也可称其为族群意识；另一种则是指向现代中国、中华民族层次的民族主义，或者称为“国族主义”。奥运火炬遭遇干扰、激起国人以及海外华人的抗议后，国外一些媒体将这种情绪曲解为政府煽动的民族情绪；国内也有学者把民众一些过激表现，不加分析地贴上了“民族主义”标签，好像但凡民族主义都是洪水猛兽。实际上，指向国族层次的民族主义是构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原动力。中国还处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途，需要健康、理性、超越族群意识的中华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民族主义不是太多，而是还不够。
清朝的帝国秩序解体后，现代中国继承其疆域。无论民国还是共和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清楚地厘清这两个层次的关系：“我是中国人，我是汉（藏、壮、满等）族。”近日，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高举五星红旗走上街头，凸显了强烈的指向国族层次的民族主义。
境内外的风波，也应当促使我们思考：中华民族的概念塑造，是否已经完成？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虽然已搭建，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知识与心理结构是否能与其匹配？中国人自己是否跳脱了中原视角，而自觉采取一个容纳全中国的视角？
钱穆先生曾对比秦、汉与古罗马文明，说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而秦、汉“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两相比较，“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费孝通先生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述，也呼应了钱穆的观点。我们必须承认，迄今多数国人对汉族为主体的文化认识相对较多，对其他则认识较少。虽然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但其他“诸灯”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充分重视。
举例来说，多年以来，我国历史基础教育，虽然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起源、发展、形成”为主线，但是对中原以外的其他文明，介绍仍然不够。突出表现是，其他文明基本上是围绕中原王朝的主线来展开，而缺少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叙述。例如，关于西藏地区的历史，除了吐蕃与唐朝的互动之外，有关西藏地区此前、此后的历史涉及较少。事实上，构成中华文明的各支源流各有其成长、壮大、迁徙、融合的历史。把各支主要源流的历史给予相对充分的阐发，更能表现中华民族万流入海的历史趋势。几年前，一部《狼图腾》的畅销，曾让一些国人思考，是否在“龙图腾”之外，“狼图腾”也是中华文明的另一支源流。在此，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增加历史教育的内容，而是调整历史叙述的角度与侧重。
近年来，传统文化正逐渐复兴。在此过程中，构成中华文明的“诸灯”都需勤加拂拭，才能大放异彩。如果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诵读儒家经典的同时，也能出现藏学热、蒙古学热，让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都成为今日中国发展的智力资源，那才是真正的国学复兴。所谓“国学”，不能仅仅局限为“汉学”。与此相关，民族节日也是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意识的体现。清明、中秋、端午已成为全国假期，这的确是一种对传统的敬意，但是否还缺少一些多元色彩？虽然我国少数民族的节日，由民族聚居地区政府组织庆祝，但在民族聚居地区以外，对少数民族的节庆是否应该有更多的认识、体验的机会？毕竟，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总之,一个指向中华民族层次、包括中国各族群在内、对世界其他国家民族既不自卑也不自大的民族主义,才是我们在这场交锋之后,应该大力推动的。(作者分别是芝加哥大学博士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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