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何三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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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周年，这意味着当代青年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出生或者在这期间进入社会的。他们是“改革开放的一代”。
这个时代经常令人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下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的时代；这是理性的时代，这是疑惑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迷茫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我们面前拥有一切，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将由此升入天堂，我们将由此坠入地狱。
这是历史的道路，也是青年的命运。
如果我们尊崇习惯和国际惯例，把青年大致定义在45岁以下的年龄段，而不仅是“五·四”放假的对象，则意味着青年在数量上占据了半壁江山。这其实是生理意义上的两代人。当目前已经在年龄上“顶格”的青年们在1980年代中期接受启蒙洗礼的时候，八零后还在襁褓之中;当他们开始渐次进入社会主流的时候，另一些“弟妹级”的青年，还在从中学到大学的路上奔走。
在这风云激荡的三十年，从社会思潮到价值观念，从经济状况到生活方式，无不日新月异，瞬息万变。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人们每每惊叹于每十年就从青年之间切出一道“代沟”来，人们可以在多重意义上分辨出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的成色。
今天的大哥级的青年们，少年时代曾经陷落在文革之中。比他们稍长的青春即属于文革，无论是否“无悔”，那都是另外一种激荡。而在今天被我们称为青年的大哥们，在这一点上“没有资格”表态。他们刚刚读完语录本、万岁书，就栽进分数为王的高考大军。他们的青春期赶上了1980年代中期，那是一个思想舆论相对繁荣的时期，一个好学的青年，无论在大学还是在社会，都可以接触到刚刚复苏的人文意识，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怀念的“启蒙时期”。
那个年代的青春同样忧国忧民，但和今天所忧的内容和方式恰成鲜明的对照。那时，国家领导人和人民一起忧虑落后的祖国的“球籍问题”，全国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发达国家。而在今天的青年弟妹们身上，落后的忧虑正在变成“我们发达了西方为什么要心怀叵测”的质疑和愤懑。
七零后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时候，虽然课本的意识形态依然陈旧，但整个社会正在变得开放。当他们在1990年代进入大学的时候，学校的氛围可能跟1980年代已经不太一样。但是，这一代人在走出大学以后，跟他们的弟妹们，即八零后九零后一起，发现了另一个世界——互联网。然后，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工具，开始像罂粟花一样在青年的世界蔓延。互联网侵蚀了意识形态国家化。许多被上一辈讳莫如深的东西，他们无师自通地获取了，当然，也可能是无可奈何地迷失了。
在这一代青年的三十年成长期，经济发展都是最硬的，有时是可以压倒一切的硬道理。结果，经济真的在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获得迅速发展。当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宣布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的时候，实际上等于是呼应了两个月后的互联网上的小企鹅迅速换成小红心。如果说上世纪末的“中国可以说不”，作者们更多的是热血的挥洒，那么，今天这一代青年更有了在国际上“说不”的信心。当前，这些青年是传递奥运红心和声讨“敌对势力”以及“卖国贼”的主力军。
这是改革的时代，我们可以列举出理论或实践的改革和探索者，但是，至少在实践的青年改革家里，我们没有看到远飞高举。而遵照严格的组织规定，四十出头的省部级官员只能是凤毛麟角。在文学艺术方面，我们不知道有谁深刻地表现了这个时代。当然，至少在经济界，掌握着巨额财富和管理着庞大公司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才俊并不鲜见，其中特别突出的一点，青年是中国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的主导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并非没有局限。也许，这个时代的所有的指标，都在适应改革中的某一块短板。青年能走多远，并不是青年自己能决定的事。可是，无论如何，在社会代际之间的接力关系中，总有一些人会最先接过上一代接力棒，更早地“建功”或“立言”，成为各方面的排头兵。我们称他们为“青年领袖”。
我们已经从改革开放的角度去纪念最近三十年的历史，同样，我们也可以记录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历史中的青年的历程。而青年总是承载着时代的光荣和梦想、痛苦和希望。青年的脚步总是给这个时代刻下重要的印迹。
因此，我们有理由年复一年为这些佼佼者们制作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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