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本报特约撰稿 发自广州
中日近三十年的交往中，最活跃的部分在企业界，日本企业管理理念为一代中国企业家所推崇，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这是一段激情、冲突、理性、拥抱、排斥等各种情绪激荡的三十年。
改革年代的对接
南方周末：尽管中日两国如此不同，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个邻居又在长时间内受到我们的追捧，就你观察，从什么时候开始？
吴晓波：是随着政治大门的打开而开始的。1978年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第一个出访的发达国家就是日本，他见到了有“经营之神”之称的松下幸之助，据说，74岁的邓小平与83岁的松下幸之助谈得十分投机，松下公司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企业，非常地现代化，它的一条生产线从头到尾，一点声音都没有。这种现代化比起中国国内的百废待兴来说，简直是天地差别，这给邓小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邓的邀约下，松下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公司。
南方周末：归根结底，还是日本企业能解决当时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效率低下。
吴晓波：其实邓小平非常清楚这一点。可以说，访问日本更坚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心。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在改革初期，国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效率不高，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是“我假装工作，你假装给我发工资”，当然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概括。而日本经验的核心是能解决效率问题，这和中国的需求相吻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从“假装工作、假装生产”的国营企业转变成真正的市场化企业，日本经验作用巨大，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可以说日本经验是生根发芽了。
曾经的风靡
南方周末：早期学习日本是不是主要在技术方面，学习管理理念是后来的事？
吴晓波：不，是同时的。1980年代初期的日本正处于最辉煌的时期，全球都在学他们，甚至包括美国，哈佛学者傅高义出版的《日本第一》风靡全球。中国国门打开后，在松下的示范效应下，大量日本公司，如东芝、日立和索尼等相继进入中国，它们把数百条家电生产线向中国输出——这些生产线基本上都是淘汰下来的二手货，不过却很适合萌芽的中国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造业的再造从一开始就是全球产业梯级转移的结果，而影响最大的，是日本企业。随着生产线的引进，技术和管理思想也进来了，在整个1980年代，都是学习日本的时间点。中国消费市场的复兴以及市场型企业的出现，在两大领域内表现得最为突出，即食品饮料业和家用电器业，而家电业的崛起就是一个亦步亦趋地学习日本经验的过程。
南方周末：松下幸之助一直被企业界当作偶像，他是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家的？
吴晓波：当时，他的很多书，在中国非常畅销，而且很多还是印制非常粗糙的盗版书。例如有一套《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就是中国出版商把他的很多思想擅自编撰起来的图书。松下式的管理理念很被中国企业家认同，因为他强调精细化管理和专业分工，强调制度、细节和奉献，而这些无疑是为效率低下、人心涣散的中国企业对症下药。另外一个原因是松下的创业经历也在中国的企业家中获得了共鸣，学徒工出身的松下最早是一个发明家，他发明过自行车前面的小电灯。他很勤奋，他领导的企业从零开始，后来发展成为非常成功的企业。这让当时中国的企业家(准确地说是厂长、经理)们有心灵上的呼应，学徒工也能成为企业家，自己(当时的很多厂长、经理)也曾经是学徒工，没受过什么教育。
南方周末：有无更具体的影响？
吴晓波：中国很多著名的企业家，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几乎都讲到自己的管理思想，曾零零碎碎地受到日本的影响。
比如张瑞敏曾说，当了厂长以后向谁学呢？向日本学习。人家问到他偶像的时候，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松下幸之助，这个偶像也几乎是1980年代中期创业的中国企业家共同的偶像。海尔提出“日清日高”，就是说我每天清理自己的工作，每天有一点点提高，这很像日本企业的口号，在中国的制造公司中，海尔的管理水平是很高的，它有很多值得其他企业学习的经验，但就我感觉，这些经验基本都脱胎于松下、丰田、索尼等企业。
再例如华为的任正非，他曾去日本企业参观，发现那家企业的墙上挂着泰坦尼克号照片，就是警醒员工，公司随时可能会沉没。任正非就把这张画拿回来，贴在华为公司的墙上，激励员工要有忧患意识。
南方周末：你觉得现在的中国企业家们在以谁为目标？
吴晓波：我感觉，现在的中国企业家是全世界最像美国的一群人，19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低迷期，而美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如互联网、美国文化、迪士尼等，很适合中国快节奏的生活，还有美国的创新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一代年轻人，影响了一代企业家，包括中国的商业模式、公司制度。现在你从整个世界角度看，中国最像美国，除了政治体制以外，像公司架构、人的观念都很像美国。三十年的中国企业成长，简而言之可以说，前十五年是向日本学管理，后十五年向美国学战略。
两国历史中的相似
南方周末：被誉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在其《ChinaImpact》书中提出，“中国已经觉醒”，并称“未来10年，世界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处”，这样的预言是否正在实现？中国的崛起投影在企业身上，使其产生了哪些变化？除了输出“madeinChina”的商品，中国企业在管理上是否开始形成自己的理念与文化？
吴晓波：我更愿意把大前的话进行另外的理解，那就是，当世界以强国视中国之时，也是我们当反思应以怎样的强国心态来对待世界。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和通膨压力增大，以能源消耗和成本低下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制造”显然已行之不远。中国经济崛起三十年，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伟大历程，而迄今我们仍然没有出现一家伟大的中国公司。中国企业家仍然难以摆脱焦躁心态，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久唤不出。在这方面，日本企业仍有众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此外，我们还当以日本经济的成长经验为鉴。百年以来，这两个国家曾在三个时间点上处在同一个起点上，1870年前后，中国开始洋务运动，而日本进入明治维新，到1894年，随着甲午海战的中国战败，两国国运出现分野。1945年，二战结束后，日本废墟一片，中国也百废待兴，前者很快开始经济重建，而后者则陷入了内战和长期的意识形态争论。今天是第三个交合点，中日均是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大国。有两张西方媒体的杂志封面，让我印象深刻，1989年，索尼收购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新闻周刊》封面刊登了被收购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图标——站在基座上手持火炬的女士，穿上了日本和服。而去年5月，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刊出一个很醒目的封面，它用的是好莱坞电影《金刚》爬上帝国大厦的场景，不过把那只大猩猩换成了大熊猫。前后18年的两个封面，让人很容易产生惊心的联想。日本与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互为交错，颇可借鉴。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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