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芬芬：我们刚刚说到，就是缅怀孙中山先生，据说胡主席这次到日本还会到一家比较特殊的餐馆去用餐。这个餐馆是以前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常去的，据说跟餐馆的老板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友人关系。不知道刘大使驻日的时候，有没有去那边了解过？
刘智刚：餐馆我知道，因为他是孙中山的朋友，这个餐馆叫松本楼。他们这个家族事实上是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所以孙中山经常在他们家打扰，吃饭的话都是人家请他去吃饭了。所以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孙中山革命时期，日本的一部分人对孙中山是有相当大的支持。这里面有梅屋家族，叫梅屋庄吉，有宫崎家族，还有过去日本所谓的右翼头子。对中国打倒侵略国的事情上，日本有一批人是支持的，不仅是精神支持，还有物质支持，给了一些经济支持。这次到那儿去，也是重温旧谊。
主持人芬芬：同时还要到福田康夫的母校早稻田大学做一个演讲，其实国家第一领导人到其他国家做演讲的话，也都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两位大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预测一下，大概会讲到什么样的内容？
杨成绪：胡主席在很多国家的大学都发表过讲话。早稻田大学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大学，李大钊在那儿待过，郭沫若先生也在那里发表过讲话。胡主席和日本记者发表谈话的时候讲到，他说我这次去要增加互信，要规划未来，同时他也讲到了我们要求同存异，这些东西我想他会从世界局势的发展谈到中日两国所处的一个处境，进一步提出来，要加强中日两国的关系，必然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想这一点，他会从历史谈到现在。
主持人芬芬：会讲一个历史话题，一直谈到现在。
网友：中日之间的关系到底发展成什么阶段了，为什么这次要叫“暖春之旅”呢，我觉得已经进入夏天了，应该叫“微夏之旅”。
刘智刚：（笑）更热一点，应该是更热一点，我相信今后还会更热。
杨成绪：第一个阶段我们是破冰，然后融冰，再樱春，现在是暖春，现在是五月初，还是一个春暖的意思。
主持人芬芬：意味着中日之间的关系还是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过来。
杨成绪：确实从中日关系来讲，也还没到夏天。（笑）
刘智刚：快了，应该快进入夏天了。（笑）
主持人芬芬：刘大使您当时在日本待了多长时间，当时日本民众对于中国的认识是怎样的？他们对中国有多了解？
刘智刚：因为我学的是日文，当年我进外交学院的时候，是被摁着头去学的日文，闹啊，那时候无知，觉得学日文绝对不干。
主持人芬芬：您那时候也很愤青。
刘智刚：比现在的愤青还愤青，很愤的，（笑）但是不学也不行。所以就学了日文，之后就一直从事着对日的关系。到卸任的时候，我正好工作了四十年。
主持人芬芬：四十年都在日本待着？
刘智刚：不是，就是四十年都在从事对日的关系，在日本常驻算下来大概是一半的时间。日本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从左到右都有，左派也很左，比我们的愤青要厉害。右派也很右，比我们的右派也右的多，也很顽强。所以我从左到右都得接受。我不怕人家说我接触右派，我这个人就愿意和右派聊天，左派也愿意谈。
主持人芬芬：左右派也没有做过统计？
刘智刚：都很少。明白标出来的右翼分两个等级，一个是行动右翼，就是干事的这种右翼，这是内部真的动刀的，有占地盘，我们国内说的叫黑社会，要占地盘，抢地盘，要杀破头的。还有一个思想右翼，这两部分都很少。行动右翼和思想右翼，有一种说法也就是几万人。所以你说有多少，没多少，但有右翼思想的人可能多一些。左派也很少。一般老百姓我觉得都是很平和的，很好相处的。我交了一些能够说的过去话的真正的老百姓的朋友。比如说我有一次到北海
道建立总领馆，是80年的5月份，总领馆要开馆，要搞建设。那么就要搞地皮，从头开始。我到了大概差不多一个月，我们当时的外汇很少，找不到我的钱能够住的宾馆。最后被帮助我找地皮的不动产的老板国冈感动了，说“我的家给你住”。
主持人芬芬：那是什么时候？
刘智刚：80年。“我的家给你住”，他们家是一栋楼。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没当回事。第二天早上我再去他家里，准备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签合同了，他把合同拿出来了，“我家提供给你，免费住到你建立馆舍为止”，我的泪都快掉下来了。真的很铁的。他说就是白提供，一分钱不要。国内也怀疑，刘智刚搞什么名堂，怎么可能有白提供给你住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不是还有别的。我说绝对就是给你白住，后来国内也同意了，签了合同。我们整整住了两年整，白住的。他还帮助我们找了一块不要钱的地皮。中日之间交往多了，交往深了以后，是很贴切的，感情是可以融合的。所以在我的外交生涯里面，这种故事很多。
主持人芬芬：就是关于中日是之间关系的。
刘智刚：老百姓接触起来，我觉得是很讲理的，又很通情的。我们的很多留学生，第一批，第二批，很多都是日本人关照，给拿钱，给提供住处。现在有一些老的当官的都退下来了，可以采访一下他们，有的真的是一点都不要回报的。像孙中山那个时候，一分钱不要的，没有想到孙中山革命成功以后分给我一块地方，没有这个的。所以和人民的交往也是以心换心。我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了，你就是找一个我的钱能够用的。他最后说中国政府也比较困难，我拿给你。
主持人芬芬：杨大使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我们知道您早年驻东德、西德，奥地利的大使。
杨成绪：我从奥地利回来是90年代初，担任了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以后和日本的交道打的比较多。我到日本去访问二三十次以上，而且我担任二十一世纪中日友好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和日本的交道打的比较多。我自己的体会，和日本打交道，确实有时候很容易的。松永信雄，他是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也是前驻美大使，89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天安门风波”，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当时我们的驻美大使韩叙举行告别宴会的时候，这个所长觉得可能会来的人少，他来出面举行一次欢送韩叙大使的招待会。结果美国各方面人士都来了，举办的很成功。他回来之后立刻和日本首相讲，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他说日本不是欧洲，也不是美国，因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这个时候他主张日本应该在西方国家当中首先取消对中国的制裁，推动两国之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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