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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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雨水在参观飞虎队纪念馆的时候多次表示，今天“中国籍飞虎队纪念馆”正式揭幕，取用这个名称非常正确。过去长时间只报道“飞虎队”，以为飞行员全是外国人，其实“飞虎队”有一半以上是中国人。“但我们并没有忘记美国人民同我们并肩作战的过去，我们与美国人共同出汗流血是生死同盟关系。”
1944年8月21日，上午。在洞庭湖一万多英尺高空，林雨水的机群遭遇到日本战斗机的攻击。“日本飞机正在向美国五大队队长旦宁少校（GOL.John A DUNNING）攻击，他的飞机被击中，但仍能向下俯冲，正好我在日本飞机后面右侧，日本飞机也还在攻击我。我看旦宁飞机处于危险处境，我也顾不了自己的安危，我第一个反应是先救旦宁，我对准日本飞机开枪，把飞机击落。旦宁安全飞回芷江，而我的飞机也被日本战斗机打穿了几个洞”。
林雨水另一次救护美国飞行员，是在长沙
上空。“我发现在我左边上空两架日本飞机正在攻击美国少校威廉氏（COL.WILLIAM BONNEAUX）,而我的飞机也受后面日本飞机的攻击，但我想到是去解救威廉氏，便去追击威廉氏后面的敌机，把日机击落。威廉氏飞机受创，也安全飞回，我的飞机虽有几个弹洞也飞回芷江。”
前后救了两位美国战友，林雨水得到美方的肯定和赞扬，于是颁发给他两枚空军勋章（AIR MEDAL WITH CLOSTER）及空战卓越成绩单，颁发一枚十字勋章（D.F.C），全名是DISTINGUISH FLYING CROSS，很少人可以获得此类勋章。
林雨水双手比画驾驶飞机空中作战的情景：“日本人的飞机追美国人的飞机，我追日本人的飞机，我后面是日本人追我的飞机。我前面的日本飞机划S形飞行；我在后面也划S形追击。我是西点军校航校的教官，我在美国教的就是S形追击时，打‘提前量’射击前面的敌机。‘嘟、嘟、嘟，’我的机枪在内半径提前射击，敌机飞到那里，刚好中弹！”
他特别提到一次空战与一架日机头对头打，可以说是拼刺刀。双方都不怕死，头对头开枪，谁也不调头。
“我机身被击中，滑油管也中弹，滑油立即喷出射在前面玻璃。但我仍能向日机射击，把日本人打死，飞机坠至山顶爆炸，黑烟上升到2000—3000英尺上空。这时我机发动机温度已升到超过205℃危险点。我只好调转机头回芷江。滑油不停地漏出，我减小油门降温，半飞、半滑翔，过了白马山，发现前面一块平坦草地，几只水牛在吃草。我心急，生怕飞机由于高温爆炸，决定向草地迫降滑行，放下轮子慢慢下降，心中怀疑这块草地是否属日军占领地。所以安全降落后把飞机停在草地尽头不关发动机，万一此地被日军占领可随时起飞。我向远处望，看见站岗的是中国士兵，于是放心把飞机滑向一个草房停下。原来这是溆浦县的旧机场，距芷江约105公里。有一位机械员帮我修理滑油管，修好后再加汽车滑油。”
他飞回芷江，回到七里桥宿舍时，才发现他的床铺移位了，日用品也给战友分光了——他上午飞去汉口与日军作战，其他人员中午已返航，他迟迟未归，战友们都以为他光荣牺牲了。因当时物资缺少，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把留下的东西分给需要的人用。
“追星”周恩来
林雨水最得意的回忆是他和周恩来的两次握手，“这在飞虎队老飞行员中是唯一的。”
1945年，林雨水等五位飞虎队的飞行员在南京新街口的大街上散步。“我在街上买雪糕，突然发现周恩来先生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女士坐在小店里吃雪糕。我同周恩来打招呼，他也微笑地向我们招手。”
“我急忙翻遍全身找纸和笔，想请周恩来签名。找不到纸，我找到五张500元的法币。结果，周恩来微笑地在分别在五张法币上签名。”林雨水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周恩来用的是一只新华牌钢笔。
当时，林雨水把五张法币分给了在座的其他军人三张，自己保留了两张。现在，其中一张，他送给了南京周恩来纪念馆。2005年，最后一张签名法币他割爱给了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友方守义。
林雨水第二次见到周恩来，他已经是总理了，那是在“两航起义”后。“两航”系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经过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和抗战结束之后的“复员运输”，到1948年，两航的运输业务已有很大发展。这一年年底，两航共拥有C－46、C－47、DC－3、DC－4和CV－240型飞机近百架，空地勤人员6780人，是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空中交通工具。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10架，中央航空公司2架飞机起义。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乘央航潘国定驾驶的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号飞机，于当日12时15分到达北京；其他11架飞机，由陈达礼领队，飞抵天津。同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
林雨水是参加起义的12名机长之一。当天晚上，他与52名两航人员驾乘12架民用运输机由香港机场飞抵北京，获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当晚总理未能第一时间认出他，但他是唯一带家眷投奔祖国的人，引起总理注意。到他走近时，总理认出他了，很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我们是不是在1945年见过面？”
他回忆说，与总理握手还有一件趣事，当时总理身边的人员看着我这样兴奋，及时提醒我：握手时不要力气太大，总理的右手骑马时受伤了。那些美好的时刻，林雨水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年架机起义的12位机长，时至今日，只有87岁的林雨水一人了。
劫后余生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雨水饱受冲击。造反派说他是“叛徒、内奸、特务、工贼、美蒋反动派的残渣余孽、美国特务、伪军官……他说：“天天挨揍是跑不了的。挨抽大嘴巴，也是家常便饭。”
他说：“有一天，来了几个彪形大汉。他们说：那个老混蛋在哪里呢？我们看看他！他们一边对我拳打脚踢，一边让我承认罪行。其中的一个大汉对我喝道：我们听说你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官？你是美蒋集团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我打死你这个狗汉奸！狗特务！说着，他让我立正站好，站直。对着我的肚子，只一拳，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林雨水回忆：造反派们一看，躺下啦！没有气啦！傻眼啦，出人命啦，都跑了。有人通知了我的家属，于是，我的太太、儿子急忙找了一辆运垃圾的手推车把我送到上海中山医院。上海民航跟来几个造反派，说：这个人是牛鬼蛇神！医院的医生、护士一量血压，到0了。他们说：“不行啊！我们医院规定，不能给牛鬼蛇神看病！那么，你们回去吧。”
医院的院长叫吴照汉，他说：“牛鬼蛇神也是人，应该给看病。”手术打开腹腔，里面全是鲜血。胃动脉的血管被造反派给打破裂了。
史无前例的文革给他一家带来诸多苦难。他和夫人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三女儿在文革中受刺激自杀了。
1978年，林雨水到了香港生活。他改了名字，叫林炳煌，年龄也改小了十岁。他一去香港就在一家百货公司当售货员，还要马上奋发学习粤语。
30年来，林雨水先生在香港生活得非常拮据、非常贫困、非常无奈。他现在的生活来源完全是上海民航管理局发给他的退休金，每月大约4500元左右。尽管有这些钱，但他们在香港却还是需要资助的城市贫民。我采访他的时候，发现他穿的衬衣都是旧的，而且没有熨烫过。
林雨水说，他已经在上海华侨公墓买好了墓地。“叶落要归根，将来，我们老两口子要陪着我们在天堂里的女儿，那里面太寒冷了。她会弹钢琴，我们要用笑声、用我们无限的爱，陪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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